谢文英

据一项调查统计表明,1994年到2013年的20年间,城镇居民的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保基金滚存结余已累计6000余亿元,然而能够领到保险金的人数占比常年徘徊在1%3%不足7%。那么,“保命钱”为何领得如此艰辛?

失业、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险基金来自社会各方的缴费、拨款、收益和捐助,被广大老百姓称作“保命钱”。然而,有数据显示,我国社会保险的参保、缴费和受益情况存在严重脱节现象,远未实现社会保险制度“应保尽保”的目标。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社会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根据年鉴和公报上的公开数据进行统计:自从1994年到2013年间,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4342.12亿元,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占参保人数的比例最高时是6.45%,多年来一直在1%的低水平上徘徊;生育保险基金滚存结余578.63亿元,生育保险金的领取人数占参保人数的比例自2006年有数据以来一直始终维持在1%3%之间;工伤保险基金滚存结余1088.88亿元,工伤保险金的领取人数占参保人数的比例不足1%。与之相比,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的使用情况更为堪忧,历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仅有参保记录,没有领取记录。

 

“信誉”和职工权益哪个重要?

 

企业信誉和职工权益哪个重要?

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很多企业却颇为纠结,而其中多数企业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对于这个问题,全国律协公益法律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最了解情况,他和其他律师接触的工伤案例中,几乎没有企业报工伤的,也从没有农民工领取过工伤保险基金。

今年春节前,农民工金昊(化名)在北京某建筑工地作业时被高空坠物砸成高位截瘫,属一级伤残。尽管企业给工人上了工伤保险,但是考虑到报工伤后会影响业绩,对企业信誉不利,便与金昊协调,最终拿出250万元了事,并没有使用工伤保险基金。

514上午,时福茂刚刚受理一起工伤事故索赔案件。这是2008年发生的一起工伤事故,经鉴定,农民工吴桐(化名)为四级伤残。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四级伤残不能一次性领取赔偿金,然而企业当时支付11.9万元便了断此事。时隔7年,受物价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当年的11.9万元所剩无几,吴桐的生活难以为继,这才想到要通过法律途径申请工伤保险金。

据时福茂介绍,如果当年领取工伤保险基金,吴桐每月至少可以领到2000元,而且可以一直领到去世为止。一次性支付,看上去拿到了一大笔钱,但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受工伤的人。

北京新城基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韩克非,是连任18年的北京市人大代表,她根据建筑市场的相关规则,道出了工伤保险基金领取率低的主要原因。

“对于工伤事故,每个地区都有指标,一个企业出了工伤事故,信誉肯定会受影响。企业能否升级、安全生产许可证能否获批、中标概率等,都与此有关。而且,建筑企业在投标时,建委都掌握企业的信誉分,如果信誉分值低,中标的概率就会低。所以一般情况下,企业宁愿花钱了事,也不愿意通报工伤,降低企业信誉值。”据悉,正规的工程发包,总包单位的中标价格是包含工伤保险的,但是分包的小队伍是不是上保险就不好说了。这也是导致工伤保险金领取率低的因素之一。

根据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06亿人,其中农民工参保人数达到7300万人。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降低工伤保险缴费率。

降低保险缴费率即为企业减了负,但“减负”的政策决定却忽视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工伤认定范围过窄的问题。

比如对过劳死、过劳残、第三人侵权致伤以及超过48小时经抢救无效死亡,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这导致大量工伤工人无法获得工伤保险基金的赔偿,尤其在建筑业等没有固定用工的行业,由于包工制度导致的劳动关系不明晰,大量建筑施工企业拒不缴纳工伤保险,工伤工人无法获得赔偿。

 

领取条件过于苛刻,官方统计数据脱离实际

 

5月初,某都市报记者长缨(化名)向单位提出辞职,希望回家做全职妈妈。依据法律规定,不是单位主动辞退请辞不属于失业。因此,长缨不仅没有领到失业保险,连失业证明也没有拿到。

在现行的失业保险体系中,一个真正失业的人要同时满足“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和“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这三个条件,才能够领取失业保险基金。

这实际上是非常不切实际的,第一个条件就卡掉了不少的农民工。农民工流动性较大,尤其是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很多人干上一两个月就干完了,很难缴纳一年的保险费;第二个条件又会卡掉许多白领,因为白领基本都是跳槽离职;第三个条件是失业以后必须要到登记部门去登记,也就是统计中常说的“失业登记人口”。

我们注意到,社保统计未能适应社会保障改革的要求。多年来的统计指标几乎是清一色地单纯反映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增长指标,忽视了增长中的绩效问题。特别是失业保险的缴费与受益脱节严重,保险金领取率未纳入政策评估和制度运行绩效分析中。最明显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这一年有许许多多企业职工下岗,但是领取失业保险基金的人数却由286万人减少到261万人。

错误的信息公开和披露对公民社保权利的实现会造成负面影响,参保人保险金的低领取情况没有得到决策者的应有关注就是最直接的表现。在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孙洁就曾呼吁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建议实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定期公示制度,利用现代网络媒介,提高信息公开的力度,最大限度地让社会公众参加到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让广大社会公众了解基金的动向。现在看来,这项工作仍任重道远。

 

部门规章试行21年形同虚设

 

通过根据对历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进行的统计分析,农民工生育保险参保率2008年为2%2009年为2.4%20102.9%2011年为5.6%20126.1%20136.6%。与工伤保险参保情况相比孙洁发现,很多地方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人数只占工伤保险参保人数的20%左右,且生育保险参保的人员绝大部分为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流动就业职工和私营企业职工,特别是女性农民工的生育保险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究其实质,国家对生育保险立法的缺位,是导致生育保险制度滞后的深层原因。《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是1994年出台的部门规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今天,该办法仍在试行。

目前我国有关生育保险的法规仅有两个,即1994年出台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和2006年发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生育保险覆盖范围的复函》,而其中,《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已经试行了21年。

由于试行期过长,各地方在适用生育保险的法规时,都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生育保险的规定或办法,导致《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被虚化。在各地的生育保险的规定或办法中,存在着少数大中城市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妇女这一特殊群体排除在生育保险制度之外的现象。加之《社会保险征缴暂行条例》没有硬性规定生育保险费的征缴与征缴方式,导致生育保险的覆盖面扩大、参保人的增加和基金的征缴都出现疲软现象。

201171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已经从全国立法的层面将流动妇女纳入生育保险覆盖的范围。但是,由于女性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对生育保险的认识不够,加之缺乏制度宣传,大部分女性农民工不了解生育保险等原因,女性农民工的生育保险参保率和领取率始终处于低位。

 

社保基金安全堪忧审计部门应年年审

 

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同,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都是现收现支、以支定收、无需基金积累的短期险种。但是,由于保险基金的领取率低,如今已经形成巨额基金结余。而我国目前对这些保险基金的统筹,多集中在地市级和县级政府,势必会造成基金管理风险,不可小视。

我们并不缺少这样的前车之鉴。2006年,上海市宝山区原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因挪用社保基金被查处,随后牵出了上海市社保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32亿元的窝案。2014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对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审计报告称,由于管理不当,社会保障基金会基金和存款管理方面减少收入、损失、亏损达到175亿余元。

如何把沉睡的社保基金用起来,保值增值,又能够确保基金安全、不被挪用?

201541,国务院作出决定:适当扩大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范围,部署盘活和统筹使用存量财政资金。这是社保基金首次被明确允许购买地方政府债券。

适当扩大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范围,采取审慎的投资方针,让百姓的“保命钱”保值增值,是可行的。然而,社保基金投资收益再高,本金和生出的钱如果落不到参保人员的“碗”里,就失去了意义。专家认为,投资具有潜在的风险,谁都无法保证收益率能一直跑赢通胀率。而且,就社保基金投资而言,如果防控不到位,则还存在另一层风险:亏了,没人担责;赚钱了,赚的钱最终如何处理,并不明朗。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保不会有人打起歪念头,中饱私囊。

社保基金是参保人的“保命钱”,确保其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拓宽基金投资渠道,进行投资运营以实现保值增值。而与此同时,需要完善社保基金监管机制,不断强化内外监管,将社保基金的运营纳入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防范社保基金在运营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有专家建议,希望各地审计部门不仅要实现应该对社会保基金年年审,并向社会公开而且应该将审计结果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2015年11月27日

“保命钱”为何领得如此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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