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 8 20 周兆呈

“次生爆炸”之一:天津信息发布的落伍被动。天津大爆炸的次日,我曾撰文指在事件中,人们没有看到天津的任何高官,通过网络平台或社交媒体对外发布信息,有的只是通稿式的新闻发布,无法提供接地气和人性化的沟通信息。这也暴露了天津官员日常没有积累起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大难来临时,自然也无法马上发挥社交媒体的作用,来传递自己的声音。因为在事故伊始,网络和社交媒体扮演的是制造“首因效应”的角色,没有日常的积累和熟谙,是无法及时调动和应对的。

在接下来几天的多场新闻发布会上,天津政府更把自己低下的媒体素质、笨拙的应对技巧和滞后的协调能力,彻底暴露了出来。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官员层级过低、用词不当、不明所以,甚至连谁是总指挥也无法给予适当的答案。有些问题无法回答,是基于官员在体制下受限,暴露的是背后决策体制的弊端,但现场应对乏“术”的技巧落伍,同样暴露无遗。

天津政府的高官一直避而不出,直到中国总理李克强放话,“亲自指导”信息发布的要求之后,天津副市长才出席新闻发布会,表现却平平,难有挽回公众形象的效果。这一“次生爆炸”,首先炸的是天津政府的公共形象。

“次生爆炸”之二:天津港瑞海公司的背景之谜。无论是该公司是否有庞大的背景,或是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疏于管理,或是有傀儡代持股份,瑞海公司之谜就像那块被炸出的黑洞,有着太多的疑问和谜团藏匿其中,更令人怀疑背后的巨大利益链条。往往这种猜测以及已经显示的蛛丝马迹,都符合“虽不中、亦不远矣”的结果。其后抽丝剥茧般的曝光,若涉及相关高层或利益相关者,不啻对外的再次“大爆炸”。

“次生爆炸”之三:天津和天津港的权责利益之分。从体制上讲,天津港自成一统,从行政、人事,到治安、消防,都属于交通部直管,天津市政府能够介入的有限。这或许是爆炸事故发生后,诸多光怪陆离、令人瞠目结舌的官场现形记出现的背后体制肇因。由于存在这样的灰色地带,在造成重大伤亡、必将导致问责的强大压力下,官员们自然萌生自保心态,尽量推诿责任,无人领头面对外部舆论,最终伤害的是整体政府形象,还需要中央插手放话,才“千呼万唤始出来”。民众其实并不在意天津港归谁管理,这是部门利益的分配问题。但在重大危机面前,部门利益和对应问责直接影响到事件的处理和应对,最后受伤最重的还是政府自己。

“次生爆炸”之四:高官的落马。中共中央纪委网站前天下午发布消息说,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大爆炸本身令人触目惊心,但围绕大爆炸产生的“次生爆炸”同样让人震惊。然而,很多被掩盖的问题,往往需要重大事件的冲击才能掀开,否则在利益互相紧密连接的常态下,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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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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