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325,一个明媚春日,位于美国纽约市华盛顿广场附近艾什大厦中的三角服装公司,其时纽约最大的女装制造厂,当天下班之际突发火警,短短几分钟,火苗吞噬了厂房。这场大火从燃起到扑灭仅半小时,但导致146名工人失去生命,大多是年轻的移民女工——或从9层高楼跳下而丧生,或被堵在封闭车间中遇难。此事史称“三角工厂大火”,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于长达90年中一直是“纽约历史上最惨痛、最重大的一次职场灾难”。

2003年,《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大卫·冯·德莱尔(David Von Drehle),以一部《TriangleThe Fire That Changed America, 生动激越地再现了这幕历史,出版后备受赞誉,被认为“成功地刻画了美国制衣业的成长历史、移民工人的生活、20世纪初期纽约的政治以及1909年的罢工”;透视出这场火灾的背后,是“一部惊心动魄的血汗工厂史,及工会组织羽翼未丰的萌芽时期”。的确,作者在社会正义的主题下,讲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三角工厂大火”如何直接触发“当时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立法行动,以及如何成为开启未来一系列社会变革的钥匙。

2015年,该书中译本面世,名为《兴邦之难:改变美国的那场大火》(以下将简称为《兴邦之难》),梁实秋文学奖得主刘怀昭的译笔同样不凡,令人不忍释卷。读史方能阅世,此书讲述的虽然是一百余年前的美国往事,然而置诸当下中国语境,一个仍在穿越“历史三峡”的国度,一个“多难兴邦”成为高频词的时代,非常值得关注。《左传》有云:“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一个“或”字,显示出“多难”和“兴邦”之间只是一种或然性的可能,而非必然因果联系。那么,“三角工厂大火”为何能够成就美国?怀此问题读完之后,有一句话缭绕在我心头:无行动与记忆,灾难何以兴邦?

 

    美国往事:进步时代的行动者

20世纪初,一波移民浪潮涌入了美国蓬勃兴起的制衣业,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拉低了劳动报酬,并形成残酷的“抢饭碗”现象,造就众多“血汗工厂”。其时,这是一种比通常意义上低薪、拥挤更为悲惨的情形——“更为昏暗、封闭出租屋作坊,独立的承包人在那里剥削初来乍到的新移民”。后来,为集约经营,工厂开始向“天空”发展,出现“工厦”——1910年之后,“曼哈顿有一半工人都挤上了七层以上的楼层里工作”。市消防局长曾预言 “白天发生火灾的话会死很多人”,但工厂主对此漠不关心。《兴邦之难》写道“危险的工作环境在当年是家常便饭……一场事故接一场事故,但一切照旧”。那么,“三角工厂大火”何以与众不同,成为“一连串连锁事件的关键点”,最终迫使纽约乃至全国的政治机器开启了实质性的改革?要知道在那个工业蓬勃发展的时代,“146人的死亡数字虽然相当惊人,但也并不稀奇”。回到进步主义时代这一宽阔历史语境,方能有所体悟。

其时,工业文明综合症——“经济生活的混乱、社会贫困的恶化、阶级对抗的加剧、政治结构的危机、文化的衰落”,使美国社会开始寻求变革,进步主义运动应运而生。1900年末至1911年初,在新鲜血液和新思想交融的曼哈顿服装工业区,由新移民工人和进步主义者联手发动的制衣女工罢工事件,是“三角工厂大火”引发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前奏。在大卫·冯·德莱尔的笔下,进步主义者是可敬的。他们真诚反思社会——“在一个拥有梦幻般的60层高的摩天大楼、科学发明的自动钢琴的城市里,不应该有上百万穷人在闷罐般简陋狭小的空间里为生计而挣扎”。他们积极投身行动——“美国各地高校中的高材生们纷纷进驻社区服务中心……在那里与穷人同吃同住。他们写的第一手报告里满是图表、数据以及原原本本的口述见证,一个在煤油灯下熬夜做手工活的家庭能挣到几个铜板,以及为什么贫民窟容易出现火灾。他们的研究报告不仅发表在专业的新闻杂志如《调查》(Survey)上,而且还登上了专事揭发丑闻的月刊《马鲁克尔》(McClures)。”

从历史的逻辑而言,进步主义运动是一次应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社会性努力”。我认同美国史专家李剑鸣的观点——它实质上是一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重建运动”,旨在重建遭到工业文明摧毁和破坏的社会价值体系。尽管它并不以普遍的社会正义为追求,抵制社会主义发展、防止革命情绪蔓延,甚至是“进步派”所自觉承担的“使命”,但以纯粹意识形态批判色彩的“倒退”或“保守”视之,有欠公允。

在此意义上,《兴邦之难》所述不同类型的行动者——未来美国首任女性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创立妇女工会联盟(Womens Trade Union)的富豪之子威廉姆·英吉利·沃灵(William English Walling)、资助罢工行动的美国头号资本大亨J.P.摩根的女儿安·摩根(Anne Morgan),倡导妇女选举权的贵妇阿尔瓦·贝尔蒙特(Alva Belmont),乃至富有勃勃政治野心的“坦慕尼社双胞胎”等,均有其特定社会价值。当然,制衣厂年轻的移民工人才是真正的主体,他们“洋溢着进步的精神,不耐烦于传统的包袱,对新世界和新时代的发展充满渴望”,通过成立工会、争取公民权益以及街头抗争唤起众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自发组织起来去争取一个更公平与更人道的社会”。其中的佼佼者——年轻俄国移民女工克拉拉·莱姆利奇(Clara Lemlich,她的勇敢与坚韧,百年之下依然令人动容。

 

    悲剧纪念之道:成为历史记忆

人的记忆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基础。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需要关于过去的知识来帮助自己定位;如果缺乏足够的历史记忆,则难以具备良好的辨识方向和积极行动的能力。

古罗马哲人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曾云:“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的确,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忆,知识的积累、进步必须以记忆为基础。若是涂抹或遗忘历史,往往出现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言的悲剧——“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由此,历史记忆需要尽量地趋向健全。

公众对历史的记忆为一定社会框架所形塑。首倡“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的法国学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人的记忆有自传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和历史记忆(history memory)之分。前者是“对我们在过去亲身经历的事件的记忆”,后者并非个人“直接去回忆事件”,而是经由阅读、听人讲述、参与纪念庆典等活动“被间接激发出来”。因而,“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惟在一个开放社会,拥有允许自由地集合记忆、交换记忆进而比对记忆、发掘错误的机制,历史记忆方能健全。

前述“多难”与“兴邦”之间只是一种或然关系,“三角工厂大火”能够成为“兴邦之难”,除了进步主义时代行动者的力量之外,与其能够进入美国公众的历史记忆有重要关联。正如此书结尾一段所写——“至于1909年罢工的那些默默无闻的年轻男女,那些在寒冷的冬天勇敢地走在示威队列的工人们——尤其是后来惨死在三角工厂火灾中的年轻人——他们在记忆中永存。他们的个体生命多已无从查考,但他们作为历史的丰碑和传统已深深铭刻在我们的世界中。”

成为历史记忆,是对悲剧最好的纪念之道。在此意义上,“三角工厂大火”可谓不幸而又有幸,这赖于各方努力——

“我第一次读到三角工厂大火的故事,是在三十年前的研究生课上。教授讲述时,悲愤难抑,令我终生难忘。若干年后,我自己教美国史,也从不舍弃讲述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充满悲情的移民故事,也是一个透彻描述资本原始积累的故事,我们得以从中窥见20世纪初新旧政治经济秩序在纽约的博弈,更见证了美国人为‘进步’付出的代价,包括那些被大火吞噬的女工。”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王希的这段夫子自道,显示出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在建构历史记忆中的作为。

“因为你的记录,那些从艾什大厦的火灾中历经挣扎而生还的人才可能在本书中直接发声,留下他们宣誓后的可靠证词。”这句话是对当年庭审记录者斯图尔德·里德尔(Steward Liddell)的致敬。“三角工厂大火”之后,纽约州法院对两名工厂主进行审判,庭审记录相当翔实,形成了近2300页的卷宗,对于日后呈现这一历史事件而言必不可少。

“每一个瞬间都别有深意,每一个闪念都瞒不过眼睛”——火灾发生之际,正值周末收工,工人开始哼唱起流行歌曲……这一动人生活细节,源自工会背景作家列昂·斯坦因(Leon Stein)温和而有效的采访。1950年,他通过追踪走访幸存者、披览大量庭审卷宗,挽救了许多日后将无从发现的珍贵史料,将关键史实从尘封的历史中挖掘出来。他于1962年出版的《三角工厂火灾》,是一部完整记载这场悲剧的巨作,通过将之重建于坚实的历史背景之上,唤醒了美国社会的记忆。

其间,美国媒体界的表现,虽然呈现出新闻生产的不足——“对死者的深度报道则付诸厥如……纽约的记者们对工厂里实际发生的情况一直懵懵懂懂……”,但是毕竟投入关注——“这些个体生命的片段,事件的花絮和插曲,一连几天占据了当地报纸的主要版面”。此外,火灾前的罢工事件,除《先声报》等社会主义立场的报刊之外,普利策的《世界报》、苏茨贝格的《时代》周刊、赫斯特的《美国人》报等主流商业报刊也是未曾沉默。当时,制衣业的罢工,被《世界报》称作“是妇女争取权利的莱克星顿的枪声和邦克山革命”,还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为女工罢工鼓与呼》。甚至连一向对资方采取友好立场的《纽约时报》,也出现了肯定罢工行动的“编者按”。它们主观动机如何,我们不必揣测;但其客观效果已显示出:大众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是建构公众历史记忆的一种重要机制。

 

    中国社会需进一步行动与记忆

社会学学者佟新在研究中国女工命运时,通过比较1924年上海“川公路织绸厂大火”和1993年深圳“致丽大火”,提出一个“历史时间”概念——“在相同的经济制度和文明条件下,某些社会事件可以再次出现;或者相同的社会事件说明社会是在相同的经济制度和文明的时间和空间下。”其实,1911年美国的“三角工厂大火”与1993年中国的深圳“致丽大火”,具体场景何其相似——年轻的移民工人、强大的资本力量、危险的工作环境、艰辛的生活境遇,同样让人感觉到“历史时间”之吊诡——时间失去意义, 事件呈现出结构的相似性。但是,若以“灾难”可否“兴邦”作为观察维度,毕竟还是差异鲜明。

中国社会需要更有力的行动。1911325的“三角工厂大火”,改写了纽约州的劳动法,并启动了此后“新政”改革的序幕。尽管19931119的深圳“致丽大火”,它与另一场大火——19931213的福建“高福大火”,被认为一起加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劳动法》的出台,但制度建设与转型远未完成。201482,昆山“中荣事故”,再次呈现出制度性“人口红利”掩盖下的中国劳工问题之痛。致丽玩具厂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地方政府不是积极督促厂商认真整改,而是由镇长亲自写信要求发放消防合格证——“如不发给将会影响葵涌镇的经济发展,港商将会集体上访”。中荣公司同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幸存的工人事后回忆道“上工之前,没人培训过安全知识,也没人说过粉尘会爆炸”。而公司的普通管理人员都因深知粉尘危害而对生产车间避之如“疫区”。政府的安全监管相关缺位——据公开报道显示,“近 3000家企业,在昆山开发区经济管理局仅设了 4个人的安全科”。在此,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有其历史启示性:社会正义的实现过程不应纯粹由刚性国家权力所宰制,劳工权益保障需要工会、媒体、学者、NGO组织、消费者等不同类型的行动者。

中国社会需要更健全的记忆。当年,纽约市有35万人参加了遇难者的送葬游行,冒着绵绵阴雨走完全程;还有25万人站在路边默默观看了仪式。此后,诸种传播信息和知识的公共渠道,使得此事逐步进入了美国公众的历史记忆。同是悲剧,然而1993年深圳“致丽大火”相形之下更为悲情。其时,尽管《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等进行了报道与抗议,但是整体而言舆论遭遇严控,亲历者的回忆显示:不仅当地镇政府“不欢迎记者”,连整个深圳新闻界也都是“寂静无声”。对此事件,劳工问题研究者们或许不会陌生。当年,学者常凯参与事件调查,得以在火灾现场收集了一批珍贵史料——230余封工友信件,以及日记、请假条、工资单等。据此以及调查感受,他写就了长篇纪实报告《废墟上的凭吊》,由于议题敏感,投寄多家报刊均遭拒绝,最后《中国工人》杂志施以援手,于1994年第56期连载发表。这篇文章后被译成英文,刊于1998年夏季号澳大利亚《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杂志。学者潘毅在《中国女工》一书“导论”中,也讲述了在“致丽大火”中劫后余生的打工妹“晓明”的故事。那些极具历史价值的信件,除了《天涯》杂志曾在2000年刊登小部分外,其他至今没有正式发表;除了学者谭深、陈佩华曾分别从“打工妹的内部话题”、“生存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尚无其他有分量的研究。可见,对于“致丽大火”的记忆,局限在狭窄的专业领域,未成为公众的历史记忆。

在康奈尔大学劳资关系学院的奇尔中心(Kheel Center)网站上,有专门的“三角工厂火灾”专题,其中显示:2011年,又有6名遇难者的具体身份得到确认。2001年《天涯》杂志曾连载谭深等人执笔的《泣血追踪》,这份关于“致丽大火”受害打工妹的详细追踪报告,让人充满敬意,但是似乎已成绝响,其间个体行动者的努力更映照出制度性的冷漠。“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置身于当前中国的历史场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行动与记忆,个体痛楚才能成为普遍进步的契机,芸芸众生才能距离社会正义更近。

[吴麟,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12zy017)的阶段性成果。]

2015年10月28日

无行动与记忆,灾难何以兴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