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编辑部

2015722,本刊主编纪元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信卫平教授、燕晓飞教授就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的编制问题进行了专访。本文根据专访录音整理而成,并经被访者审阅。)

编辑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的初衷与方法

纪元:我们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的全国职工状况调查是一项常态化的工作,你们课题组是怎么考虑设计一个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的?难道只是为了进行量化分析吗?

信卫平:中国职工状况本身是一个多元的社会问题,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等。多年来,一些部门、机构和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对中国职工状况问题给予了长期关注和研究。职工就业、收入分配、消费、安全卫生、劳资关系、工会发展等众多问题都是中国职工状况研究领域的重点课题。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些研究都是局部的,研究成果只是反映了职工状况某一方面的变化,且在本领域研究的过程中都假设其他领域没有发生变化。这一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因此中国职工状况研究在今天亟待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通过构建系统性的指标体系来全面和系统地反映中国职工状况的工作,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进行过研究。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职工状况研究”课题组推出的“中国职工状况指数”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通过构建中国职工状况指数,不仅可以从多领域综合考察中国职工状况以往若干年的发展变化情况,还可以从中发现影响及阻碍中国职工状况进一步改善的因素并将其量化,提供给相关部门、机构及学者对职工状况问题做进一步分析研究。这为中国劳动关系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劳动立法和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借鉴。简单讲,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不仅仅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量化分析,而是从一个多元化的角度对中国职工状况进行综合的量化分析。

纪元: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研究成果。

信卫平:为客观反映中国职工的状况,课题组测算1995年~2013年的中国职工状况指数,2013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为61.68(以1995年为72),比上年下降了0.52%。其中总体性指标为20.92,比上年增长0.52%;增长性指标为23.58,比上年增长0.30%,均衡性指标为16.68,比上年下降了3.92%1995年~2013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显示,自1995年以来,中国职工状况呈现波动下行的走势。

纪元:职工状况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无论如何细分指标,恐怕都不能指望它能完全准确地反映职工的工作生活状况,关键是指标设计的最大限度的科学性。能否通俗地介绍一下你们的指标体系。

燕晓飞: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的编制方法采用的是逐级等权法。运用这种方法编制和统计中国职工状况指数,首先将反映中国职工状况的信息划分为总体性、增长性和均衡性三个大的维度,然后对涉及中国职工状况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整理并分类纳入到以上三个维度当中,按照同一级别赋予相等权重的原则,最终构成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的指标体系。

纪元:运用这种逐级等权法的指数编制方法,怎样对众多的指标进行筛选,从而最终形成一个指标体系?怎样根据中国职工状况指数来判断中国职工状况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燕晓飞:在对众多反映中国职工状况的指标进行量化的过程中,首先,根据指标性质剔除指标所含有的时间序列趋势性,然后根据指标数据情况选择各个指标统一的起始年份,将起始年份设定为100,再将各年度指标数据统一量化。

其次,在这一过程中还要结合指标在反映职工状况中的作用,划分为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正向指标表示指标数值越大,越能反映职工状况改善;逆向指标表示指标数值越小,越能反映职工状况改善。

最后,根据逐级等权原则使总体性、增长性和均衡性三大维度各占相同的权重,然后再根据这三个维度中包含的指标数,再次均分权重。由于三类指标中涉及的指标个数分别为12个、12个和8个,最终取最小公倍数作为每个大类指标的总数,即24。将统一量化的数据赋权后汇总统计,最终得出近20年各年度的中国职工状况指数数据。

通过比较各年度的指数及变动,就可以直观了解以往各年度的职工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职工状况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

纪元:能否通俗解释一下总体性指标、增长性指标和均衡性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主要包括哪些反映职工状况的指标?

燕晓飞:中国职工状况指数在编制和统计过程中需要从所涉及的相关因素中严格筛选和提炼出能够最终纳入指数的各个指标,并将其按照总体性、增长性和均衡性三个维度分类赋权汇总。能够最终纳入指标体系的指标必须具备代表性、全面性和各异性;指标年度数据的合理波动性;指标数据无理论上的长期趋势性等要求。根据上述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课题组选取了三类指标:

总体性指标包括:登记失业率、就业率、企业部门劳动报酬产业增加值占比、劳动报酬GDP占比、城镇职工消费率、职工恩格尔系数、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职业病累积患病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GDP比率、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等12项指标。

增长性指标包括:就业人员增长情况、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情况、登记失业人数增长情况、职工平均工资、职工最低工资、工矿商贸事故控制指数、职工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职工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增长率、职工家庭设备及用品支出比重、职工文教娱乐支出比重、职工人均居住支出、人均养老金增长率等12项指标。

均衡性指标包括:各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离散系数、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离散系数、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离散系数、最低工资对平均工资占比、各地区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离散系数、各行业领域事故死亡人数离散系数、各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离散系数、各地区劳动争议当期案件受理数离散系数等8项指标。

纪元:按照课题组的界定,中国职工等于城镇职工加外出农民工。但现在许多地方的农民工考虑到生活成本和本地工业的发展,选择在本地打工的情况越来越多。这部分农民工是否包括在中国职工中?如果这是一种趋势,那么会不会对课题组的指标产生影响?

信卫平:课题组认为,研究中国职工状况问题,就是研究当今中国社会中一个人数庞大群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不仅关系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局,而且对各级工会组织进行科学、理性维权也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首先要对职工这一概念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

目前我们在使用职工概念时,主要包括了两类人群:一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二是农民工。

关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课题组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在2009年以前,国家统计局从全社会的角度将城镇就业人员分为单位就业人员、职工、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其中,职工的工资指标主要是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指标主要是劳动报酬总额和平均劳动报酬。

实际上,二者测算的都是在城镇就业的人员,但单位就业人员要比职工的范围更广,它不仅包括了全体职工,还包括了职工概念所不包括的一些人员。由于各单位的就业人员反映了各单位实际参加生产或工作的全部劳动力,因此,国家统计局自2009年开始就不再使用以职工名义的各项收入指标,而是将原有的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平均工资、按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等指标,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等指标来替代。

因此,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就等同于职工。从目前的统计口径看,我国的职工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员构成,即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以下简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3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为18108.4万人,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为8242.3万人。我们通常所说的城镇职工的概念大体就是指这26350.7万人。

就农民工性质而言,早在2003年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兆国主席在开幕式报告中首次谈道“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工会要着力做好农民工工作,使农民工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成为工人阶级坚定可靠的新生力量,成为我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

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外出农民工尽管工作在城镇,但很少享有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相应的权益保障,也无法享有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外出农民工成为当今城镇职工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因此,外出农民工的工作和生存状况也构成了课题组研究的对象。

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由于目前其工作及生活环境均与城镇职工不同,所以课题组暂未将其纳入研究领域。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会有更多的本地农民工转化城镇职工。

因此,将城镇职工加上外出农民工,就是课题组在研究报告中使用的中国职工的概念。2013年,中国职工总人数为42960.7万人。

 

总体研判

纪元:近二十年来中国职工状况的总体变化情况如何?

信卫平:通过对1995年~2013年中国职工状况指标的分析,概括讲,近20年来中国职工状况呈现波动下行后逐渐平稳的态势。具体看,这20年又分为两个阶段:从1995年开始至2003年期间,由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国内外经济政治因素等综合影响,中国职工整体状况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从2004年开始至2013年,中国职工状况没有出现进一步的下降,而是保持了基本稳定的状态。

纪元:能否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分析一下中国职工状况在1995年至2013年间为什么会形成两个差异较明显的阶段,是什么原因所致?

信卫平:课题组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的指标体系来分析。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由总体性指标、增长性指标和均衡性指标三大维度构成,每个维度指标又包含若干具体指标,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中国职工状况。

1995年~2003年间,总体性指标中有2项指标与职工状况改善呈正相关,4项指标呈负相关;增长性指标中有2项指标呈正相关,1项指标呈负相关;均衡性指标有4项指标呈正相关,2项指标负相关;其余各项指标保持基本稳定或呈波动状态。 2004年~2013年间,总体性指标中有6项指标与职工状况改善呈正相关,4个指标呈负相关;增长性指标中有6项指标呈正相关,6项指标呈负相关;均衡性指标中3项指标呈正相关,5项指标呈负相关,其余各指标仍保持基本稳定或呈波动状态。

通过对上述指标变动情况的分析,课题组得出初步判断:导致1995年~2003年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下降以及2004年~2013年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徘徊不前的原因主要是总体性指标和均衡性指标的下降所致。

纪元:从1995年~2003年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的变化看,以前我们对职工状况的考察有些片面和简单化了。

燕晓飞:是的,在1995年~2003年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出现较大幅下降,由1995年的72下降到2003年的60.38,下降了16.14%,从构成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的三个维度来看,增长性指标为23.36,下降了2.67%,总体性指标为20.35,下降了15.21%,均衡性指标为16.67,下降了30.96%。总体性指标和均衡性指标与1995年相比,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是均衡性指标下降尤为明显。增长性指标受总体性指标和均衡性指标的拖累,最终导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呈现出波动下降的态势。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均衡性指标及总体性指标对中国职工状况的影响需要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从反映中国职工状况的统计数据看,近20年来,中国职工状况的多数指标都在改善,但中国职工群体的整体感觉并没有达到统计数据显示的改善水平,究其原因就在于以往大多数统计数据往往都是强调增长性指标,而忽略了总体性和均衡性指标。

通过中国职工状况指数三个维度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到,中国职工状况的增长性指标的较快增长说明中国职工状况得到了切实改善。但从总体性和均衡性指标来看,中国职工状况的改善程度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不匹配,中国职工队伍在改革红利分配中的份额占比是在下降的,而且中国职工队伍内部在分配中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

课题组认为,未来中国职工状况改善的重点在于两方面:一是职工状况的改善程度要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相匹配;二是不断消除职工队伍内部地区、行业、所有制之间的不均衡。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

纪元:近几年,职工工资收入的增长已经成为经济下行的一个借口或理由。根据课题组的研究,为什么社会上会形成这一看法?

信卫平:你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运行下行压力的增大,关于企业职工工资水平高低的争论也在持续升温,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企业职工劳动报酬增长不能过快、过高。课题组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都是周期性波动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经济运行过程中上升和下降的交替都是正常的表现形式。就我国经济而言,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增速稍稍有些回落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恰在此时,外部环境又出现了国际金融危机,两者叠加的效应对经济运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果不加分析就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是职工工资增长造成的,这对广大职工是非常不公平的,其后果将是直接导致职工消费率的下降并造成内需不足,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将会是长期的。

其次,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高估了全体职工的收入水平。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原因:我们在前面谈到中国职工是由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和外出农民工构成的。就前者的收入水平而言,目前国家统计局主要按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这两个口径来公布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收入水平。一是按行业分各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二是按行业分各地区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并一直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作为全体职工的收入水平。这种做法在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以及外出农民工人数不多的年代尚可,在今天再沿用这一标准就难以准确反映现实情况了。

2013年为例,2013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18108.4万人,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8242.3万人,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如果不考虑外出农民工与上述两类就业人员有重叠交叉的话,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只占全体职工人数的42.15%

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及外出农民工年平均工资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相比一直明显偏低。2013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32706元,仅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63.53%;外出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31308元,仅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60.81%。显然,如果还沿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来代表全体职工的人均收入水平,则全体职工的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会被高估,也容易在社会中产生职工收入过高的错觉,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因此,课题组建议用城镇单位职工加权平均工资来代替。为此,我们计算了2008年~2013年的城镇单位职工和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加权平均工资。以2013年为例,城镇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51483元,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2706元,加权后的城镇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3296元,比目前使用的职工平均工资51483元下降了15.9%。如果考虑到外出农民工,则全体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仅为40080元,减少了11403元,下降了22.15%。进一步研究发现,用城镇单位职工加权平均工资来代替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更能准确反映全体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

课题组认为,从加权平均工资水平看,目前中国职工整体收入水平是明显偏低的,这种状况与企业部门初次分配直接相关。根据我们对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分析,1992年~2012年期间,中国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变动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92年的49.77%下降到2012年的38.31%,下降了11.46个百分点。同期,企业盈利占比上升了9.63个百分点,生产税净值占比上升了1.72个百分点,企业财产收入占比上升了0.1个百分点。令人不解的是,在2007年~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5年间,企业盈利占比反而全面超过劳动报酬占比。

纪元:近几年职工队伍内部在收入分配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下一阶段会面临着那些挑战?

信卫平:就城镇职工队伍内部的收入差距而言,从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看,2013年各地区间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的差距在缩小。根据课题组对近10年来全国各地城镇单位职工年均收入数据的统计分析,其离散系数呈波动下降趋势。2013年全国各地区之间城镇单位职工年均收入的离散系数为0.2446,比2004年减少0.0941,这表明2004年以来我国地区间城镇单位职工的年均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地区间职工年均收入倍数也从2004年的2.86倍下降到2013年的2.43倍,各地区职工收入状况更趋于均衡。

就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群体而言,从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看,2013年各地区间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的差距在扩大。根据课题组对近5年来全国各地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均收入数据的统计分析,其离散系数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3年全国各地区之间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均收入的离散系数为0.1668,比2004年提高了0.0222,这表明在2009年至2013年间,我国地区间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的年均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各地区内的城镇单位职工与私营单位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普遍较大,并已构成当前城镇职工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行业间的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状况更为复杂,既有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又有行业内部垄断造成的城镇单位和私营单位职工收入差距的问题,二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从地区还是从行业的视角观察,私营企业职工、外出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在整个职工收入序列中均是位于末端的,低收入职工多集中在私营企业中。当前中国城镇私营单位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职工群体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根据现有数据分析,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这一差距仍然没有明显的缩小趋势。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同时,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争论也在升温。课题组认为,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实施了20年,基本上起到了“工资锚”的作用。20年间各地区进行了多少调整,但最低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却一直震荡向下,从1995年的33.10%下降到2013年的22.07%。中华全国总工会在2006年曾提出用35年的时间,逐步使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各地平均工资的40%60%水平的目标,至今还未达到其下限。课题组认为,这与最低工资标准在现阶段已经成为劳资双方利益公开博弈的领域直接相关,改变目前最低工资标准过低的制定方法,有可能实现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接近或达到国际通行的60%的水平。

课题组认为,2014年中国职工收入分配方面将要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在延续中国职工整体工资水平稳定上升的同时,缩小城镇单位和私营单位职工、农民工的收入差距。而扭转企业职工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是提高职工收入重要且可行的途径。

 

关于就业问题

纪元:所谓新常态,给人最深的感觉是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下降,二是结构性调整。课题组是否认为目前经济增速的下降已对职工就业产生了影响?

燕晓飞:课题组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速下降并没有对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产生显著影响。2010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稳定在4.1%上下。课题组认为,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却能保持相对稳定,得益于我国经济基数增大以及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

具体来说,由于经济总量增大了,即使按照7%的增长速度,每年就要增加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规模,因此劳动力需求总量仍在增加。同时,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作用显著。2013年度,第二产业1%GDP所对应的就业总量占比约为0.69%,而第三产业则为0.83%,可见第三产业单位GDP带来的单位就业总量较高。201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7.3%,占GDP比重42.6%;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1%,占GDP比重达到48.2%,继2013年之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再次超过第二产业,增速也比第二产业高出0.8个百分点 。因此,2014年虽然整体经济增速比2013年下降0.3%,但由于第三产业增速依然较高以及占比进一步提高,客观上缓解了经济增速减缓对职工就业带来的负面冲击。再有,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看,我国于2012年首次出现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的现象,绝对量也较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15岁至64岁的人口数量在2014年首次出现下降,为99070万人,比2013年的100582万人减少了1512万人 。这标志着我国劳动力总规模出现拐点,并将在未来出现下滑趋势,从而缓解了就业市场压力。

纪元:经济结构调整会对职工就业产生什么影响?

燕晓飞:课题组认为,目前困扰我国就业市场的最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2010年求人倍率首次超过1,即供给小于需求,2014年更是达到历史最高点1.12,这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已发生改变。作为“人口红利”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数量的增速也在下降,伴随东部地区部分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及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用工短缺现象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在此背景下,本地农民工的增速超过了外出农民工的增速,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跨省流动的比例总体上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站在职工就业的立场,劳动力市场的供不应求似乎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不可忽视的是,伴随“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用工成本上升,一些企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也有一些企业开始尝试用技术替代劳动力。

另一方面,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我们需要关注产业转型升级对职工造成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在理论上,求人倍率的逐步提高,意味着每一位求职者平均面临的就业机会增加,将有利于降低失业现象。然而对比登记失业率数据与求人倍率数据的变化我们发现,更多时候这两个数据的对应关系与理论分析存在较大差异,即求人倍率提高的同时,失业率数据并没有显著好转。究其原因,这是劳动者就业能力与市场需求不匹配,造成部分企业招不到符合要求的员工与很多求职者找不到工作并存的现象。结构性失业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失业的主要原因。

目前,一些职工还没有做好面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准备。现实中,招工难以及劳动力成本提高促使企业实行技术升级,使用自动化程度更高的生产线甚至机器人对职工就业进行替代。部分产能过剩、高能耗或高污染产业采取清理整顿违规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等办法实现转型,使相关企业产生大量失业人员。由于很多企业生产线高度分工,流程过度分割,很多职工技能单一,加之不同产业之间对就业能力的要求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即使劳动力市场上有其他的就业机会,部分失业人员也难以在短时间内顺利实现再就业。工会应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以降低其求职过程中的结构性失业风险。

纪元:当前职工就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燕晓飞: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就业质量下降的风险。课题组研究发现,虽然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名义工资收入有所增加,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但是从2011年起增速持续下降,而且不同单位类型、不同职工群体之间的工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再有,职工加班现象突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增加趋势,依赖超时工作获取工资收入现象较为普遍。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城镇就业职工群体每周工作时间在48小时以上。外出农民工职工群体的加班现象更为突出,2013年平均为每月25.2天(国家规定为每月21.75天),高出标准天数3.45天,考虑到每天超时工作的0.8小时,实际高出国家规定5.97天,以此计算,外出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应为其年名义工资水平31308元的78.47%,即24567元,其余的6741元则是靠超时工作取得的。

课题组认为,当前中国需要在稳定就业数量的同时,改善部分劳动者就业质量偏低的状况,以及减少直至消除工作中的贫困现象。

纪元: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颇受诟病,2014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尝试发布调查失业率。课题组如何看待失业率指标?

燕晓飞:通常认为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指标低估了我国的实际失业率,课题组同意这样的判断。以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例,按照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当年的失业率为4.09%,而按照调查失业率指标,当年的失业率为5.1%。可见,城镇登记失业率对现实失业率低估了1个百分点,以2014年的失业人数考察,城镇失业人数被低估了约250万人。鉴于此,课题组认为国家统计局尽快全面推出调查失业率并逐步取代原有的登记失业率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我们也要关注调查失业率的内涵及其用于反映职工就业状况的局限性。我国的调查失业率采用的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标准,即就业人员是指在调查周内至少有一个小时的付酬工作或在家庭企业中每周工作最低15小时的无酬劳动者;失业人员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标准:(1)没有工作;(2)如果提供工作,愿意并且有能力工作;(3)在调查周的前4周内积极寻找过工作。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背景下,我国大部分家庭都需要通过劳动获取收入维持生计,很多城市普遍存在街边摆摊的小贩以及打零工的劳动者。按照上述标准,无论一个劳动者每周工作一小时还是四十小时,其工资水平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甚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都会被排除在失业人员的范围之外。因此,调查失业率数据无法反映大量存在的非充分就业、灵活就业和低质量就业的情况。

2014年,我国公布调查失业率,在劳动力市场信息建设上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但与国际标准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实践相比,与劳动力市场政策制定和分析的需求相比,发展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信息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社保问题

纪元:如果从近些年劳资矛盾的焦点来看,可以说,2010年至2014年,劳资矛盾主要围绕工资问题展开,而2014年以后,则主要是围绕社保问题展开。如果说前一阶段还主要是劳资矛盾,那么现阶段,政府也被卷入其中并成为焦点。课题组如何分析这一状况?

燕晓飞:的确如你所说,课题组认为,目前社保问题已经超越劳资矛盾的范围,正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2013年对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工作在艰难中继续进行。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争议颇大,至今悬而未决。有关机关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正在酝酿,遭遇到不小的阻力。养老保险制度涉及每一位职工的切身利益。

从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看,2013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3.22亿人,比2012年增加了5.89%。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自2001年以来逐年提高,从2001年的44.78%提高至2013年的63.23%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中面临的挑战,一是参保率的增幅会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由于大多数能够被城镇职工养老制度覆盖的在职职工已经参保,未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增长率将会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2013年的参保率增长仅为1.29%。二是各地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水平不均衡。2013年全国有16个省、区、市参保率超过全国水平,另外15个省、区、市低于全国参保水平。东部及中部省份养老保险参保水平普遍较高,西部地区参保率普遍较低。三是农民工参保制度难题尚待破解。2013年底,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为29.47%,比上年增长7.75%。课题组认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比率虽然逐年增长,但与城镇职工相比较总体仍然过低。农民工参保意愿不高,主要原因是我国没有建立合理的转移接续制度,对于流动性较高的农民工群体,参保的正向激励不够。

在职职工参保人数逐年增长,但由于增长率小于参保离退休人员增长率,导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不断提高,且各地区制度赡养率差异较大。2013年全国制度赡养率为33.26%,比上年提高0.86%。但从地区来看,四川、甘肃、重庆等劳务输出大省市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制度赡养率过高,在职职工负担过重,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黑龙江,2013年制度赡养率为65.98%。相反,广东等劳动输入大省情况普遍较好,2013年广东省的制度赡养率仅为11.20%。由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偏高,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企业负担沉重,难以负担缴费成本。参保职工承担了本不属于他们的历史欠账责任。

课题组认为,今后几年中国职工养老保险方面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点:逐步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水平,以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改变由当代职工承担本不属于他们承担的那部分社会养老保险费,可以通过划拨国有资产的方式弥补这一制度转型成本;尽快建立合理有效的基本养老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激励农民工等高流动性群体积极参保;通过中央财政的倾斜政策,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及其他劳务输出大省制度赡养率过高的问题;建立合理的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方式,避免行政化调整。

 

关于职业安全与卫生问题

纪元:职工的职业安全与卫生也是构成职工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职工状况指数看,近几年的情况如何?

信卫平:从职工职业安全与卫生状况指数看,2013年,在全国事故总量、较大以上事故以及重点行业领域和大部分地区事故下降的同时,少数行业领域和地区重特大事故上升,全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从职业安全与卫生方面反映职工状况的5项主要指标看,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13年我国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为0.124,比上年下降12.7%2013年我国工矿商贸就业人员10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为1.52,比上年下降7.3%2013年我国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为2.3,比上年下降8.0%2013年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0.288,比上年下降23.0%2013年全国共报告职业病26393例,其中尘肺病23152例,急性职业中毒637例,慢性职业中毒904例,其他类职业病1700例。

从地区和行业间的职业安全与卫生状况看,部分行业领域和地区重特大事故上升。2013年按行业和领域统计,绝大多数行业领域事故下降。工矿商贸、道路交通、水上交通、铁路交通、农业机械和其他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下降;渔业船舶和民航飞行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上升。在各行业和领域事故中,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均居第一位,分别占64.1%84.3%;事故起数居第二位的是火灾,占32.4%,死亡人数居第二位的是工矿商贸,占11.6%

我国职业病和工伤主要集中在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化3个行业,中国职工每年职业病新发病例人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职业病新发病例构成比以职业性尘肺病和职业中毒为主。2005~2013年,在我国职业病构成比中,职业性尘肺病病例所占的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最低时为0.75,最高时为0.88。职业性尘肺病所占比例的不断增加,也决定了职业病的发病趋势。职业中毒是指作业人员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由于接触生产性毒物引起的中毒。

纪元:课题组如何从上述数据看待反映出来的职工状况?

信卫平:尽管上述反映职工职业安全与卫生的数据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课题组仍认为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数据的变化,不可过于乐观。同时,对有些数据反映出来的变化需要进一步分析。

首先,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这个指标的数据显示,亿元GDP死亡率由2005年的0.855下降到20130.124,下降了85.50%,另一方面2005~2013年全国因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由12万余人下降至6.9万人,降幅约45.36%。二者降幅相差如此之大,说明影响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这个指标的因素除了因生产事故死亡人数外,GDP本身因技术进步等因素而引致的增长也会拉低这个指标,或者说在死亡人数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技术进步也会使得这个指标下降。

其次,职业中毒是指作业人员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由于接触生产性毒物引起的中毒。这个指标的数据显示,2005年~2013年职业中毒比例占职业病的新发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分别为0.0870.1350.1570.1400.1360.070.070.060.06。从数据本身看,可以认为从2010年起加强职业中毒防控措施效果明显,但另一方面的数据显示,2010年后,职业病人数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因此课题组判断,职业中毒的占比下降更多的是与职业病人数激增相关。

再次,我国的职业病诊断程序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职业病的真实状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所规定的职业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⑴患病的主体是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体经济组织中的劳动者;⑵必须是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⑶必须是因接触粉尘、有毒、有害物质、放射性物质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引起的;⑷必须是国家公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所列的职业病。职业病诊断机构是政府所规定的,如职业病防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而不是所有医院都具有这个资质。仅以尘肺病为例,2005年~2013年我国职业性尘肺病的新发病例按照上述鉴定标准分别为9173人、8783人、10963人、10829人、14495人、23812人、 26401人、24206人和23152人。9年的累计数不到16万人。而据《中国工人》2015年第4期提供的数据,我国尘肺病职工多达600万人以上,两组数据相差极为悬殊。

最后,需要引起全社会注意的是,农民工是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主要受害群体,是社会弱势群体,面临着各种职业病鉴定诊断维权困境。职业病防控工作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尚未取得显著效果,未来职业病防控工作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关于家庭消费问题

纪元:职工家庭消费状况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也是最能反映中国职工状况的指标之一。课题组如何分析职工家庭消费状况?

燕晓飞:是的,职工家庭消费状况是反映职工状况的重要指标,是广大职工群众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对它的研究很必要,但也相对复杂。对职工家庭消费状况进行研究面临一个难题就是数据的获得。

为此,课题组采用了类比的方法,即将近年来中国城镇单位职工以及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除以家庭赡养人口,得到城镇单位以及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家庭的人均总收入,然后和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按收入等级分组的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的数据进行比照,得到中国城镇单位职工家庭的人均总收入,大体相当于城镇居民中等收入户的收入水平;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家庭的人均总收入,大体相当于城镇居民中等偏下收入户的收入水平。最后,在此基础上运用加权平均法,测算出中国城镇职工家庭的消费数据。

通过对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的分析,课题组研究发现,2002年以来我国职工家庭消费水平整体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同时,一些问题也应引起重视:

首先,中国城镇职工消费率指标近年来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的9.6%下降到2013年的7.6%,下降了2.1个百分点,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城镇职工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使其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提高,使得中国城镇职工难以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

其次,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2014年中国有20个省区的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家庭的年收支差额中位数为-824.59元,说明这些地区的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工资收入“入不敷出”,职工从企业得到的工资收入无法维持家庭基本的生存需要,生活异常艰难。与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相比,各地城镇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虽然没有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但是许多省份和自治区的城镇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也仅仅略微超过支出。

第三,近年来与职工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类、居住类、交通类、医疗保健类和医疗保健服务类、教育类的消费价格指数的持续攀升对城镇职工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很大,造成其生活成本大幅增加,部分困难职工家庭的生活更加艰难。

第四,职工家庭消费水平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恩格尔系数是反映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课题组的测算,城镇职工家庭恩格尔系数从2003年的39.58%下降到2013年的39.04% 11年间城镇职工家庭恩格尔系数仅仅下降了0.54个百分点,说明职工生活水平没有什么改善。但是,不同年份之间城镇职工恩格尔系数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其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城镇职工家庭恩格尔系数达到了41%的最高值,2010年又降至38.5%的最低值。这样的变化,说明我国城镇职工家庭日常消费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待进一步完善。

纪元:职工家庭消费状况方面的差异性问题也比较明显吧?

燕晓飞:是的,我国职工家庭消费状况的差异性表现得更为复杂。既表现为城镇职工群体与外出农民工群体的差异,又表现为城镇单位职工群体和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群体的差异;既表现为区域间差异,又表现为消费结构差异。

2012年中国城镇单位职工、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外出农民工现金消费支出分别为15719.94元、9610.41元、7301.37元,城镇单位职工的现金消费支出分别是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外出农民工现金消费支出的1.64倍、2.15倍,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的现金消费支出是外出农民工现金消费支出的1.32倍。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课题组研究发现,按照加权平均法测算出的2013年城镇职工加权消费支出为38463.8元,仅为城镇单位职工消费支出的82.1%。因此课题组认为,按照加权平均法测算中国城镇职工家庭消费的数据,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城镇职工家庭消费的实际状况。

研究显示,外出农民工家庭的生活状况堪忧。近年来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长速度总体呈现出先上升然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并且不同年份之间,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长速度波动较大。若将城镇职工所享有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考虑在内,外出农民工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则只相当于城镇最低收入组的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但另一方面,外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偏高,尤其是居住成本偏高。2013年外出农民工的人均月居住支出占总支出比重高达50.78%,这必然会限制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消费,不利于农民工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

 

劳动关系走势研判

纪元:目前劳动关系多发且趋于激化,课题组如何判断其走势?就目前的工会工作思路和模式来看,能否有效地缓解矛盾激化的趋势?

信卫平:根据课题组的长期观察,近年来,中国的劳资矛盾进入了高发期,集体劳动争议数量开始快速增长,以集体停工事件为主体的重大劳资纠纷时有发生。经济生活中有大量实际发生的集体劳动争议由于没有进入相应的法律程序,也没有被统计在集体劳动争议的相关数据中,而恰恰是这些事件,构成了目前中国集体劳动争议数量的主体。

从中国职工集体劳动争议状况指数看,自2007年以来,各地区劳动争议当期案件受理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截止到2014年,中国集体劳动争议形势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从全国范围看,集体劳动争议事件从沿海发达地区开始向内地进行扩散,同时,事件的行业连锁反应日益明显;除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如珠三角区域、长三角区域及环渤海区域等传统集体劳动争议高发的风险区域集体劳动争议发生更为频繁外,受到沿海地区用工荒以及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的影响,企业资本开始西迁,在内陆省份纷纷设立工厂,在带来劳动力回流和集聚的同时,出现了劳资冲突加剧的现象。如富士康在郑州、成都以及太原的工厂就发生了集体停工和怠工事件,而在陕西、江西等地的外资、台资企业,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工事件。

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搬迁、转型、股权变更过程中,因新旧企业变更、企业性质变化、经营生产变动触发工人集体要求追缴社保公积金、经济补偿金、买断工龄、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等诉求,由此引发的集体停工事件频繁发生。2014年,深圳IBM集体停工事件就是一起典型案例。

在集体劳动争议事件中,工人的组织性不断增强,这主要体现在:停工的时间更长,几周甚至几个月的罢工开始频现;集体抗争的发动方式越发多样化,工人们在不断的经验积累中,更加善于使用手机、网络等新形式来发动和团结更多人加入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开始出现联合化的趋向;停工事件中要求成立工会或重整工会的要求越来越普遍。自2007年盐田国际停工事件中,工人提出要成立工会以来,同样的要求,经常在其他停工事件中出现。例如20105月,南海本田停工事件中,工人就要求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和工会委员。20123月,在欧姆停工事件中,工人不认可未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会,要求重新选举工会并真正代表自己。在2014年发生的广州胜美达、深圳哥士比等停工事件中,工人也都纷纷提出建立工会或重整工会的诉求。这说明工人在争取较好劳动条件的同时,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组织起来成立工会的必要性以及自己在工会组织中的民主权利,希望在现有劳资力量严重不平衡的状态下,通过组织的力量,在工业生产体系下制度化、常态化地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权益。

在停工现场,普遍通过选出工人代表并与资方进行谈判的方式来平息事件。然而规模以上企业的集体劳动争议事件的处置却愈发困难,频繁出现工人冲击谈判现场或者要求撤换工人代表的情况,事件调解难度不断加大。20144月,广东东莞裕元鞋厂发生的大规模停工事件,历时20天,停工规模最大时,参与职工达4万人。

课题组认为,2014年中国集体劳动争议新的变化带来许多问题与挑战:

首先,随着新生代工人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工人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正在不断成熟,诉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工人已经不满足于最低工资标准,而是要求法定标准以上的更多利益增长,要求与企业分享发展的成果。而目前企业落后的劳动关系形态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不但无法满足新生代工人的需求层次,反而在与工人的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积累和扩大工人的负面情绪,加大了劳动关系风险,直至爆发大量的集体劳动争议事件。

其次,经济增速减缓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将对工人的就业和收入产生较大影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并向工人转嫁危机的苗头日益明显,加大了集体劳动争议事件发生的风险。

第三,部分基层工会职能缺失,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存在雇主化和形式化的倾向,导致劳资之间缺乏制度性沟通渠道,不能起到预防集体劳动争议事件发生和源头治理劳资矛盾的作用。工会的工作重心也没有放到如何组织职工、教育职工和引导职工上,工人甚至不知道企业建立了工会。企业工会的缺失导致工会组织发生了上下断层,上级工会没有制度性的渠道了解工人的想法和诉求,也无法追踪工人群体的动态,只能在集体劳动争议事件发生后,被动地扮演“消防员”的角色。

第四,我国集体劳动争议的调整和处置机制尚不健全,“一裁二审”的争议解决机制存在诸多缺陷,其冗长的处理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维权成本,还存在加剧集体劳动争议爆发的风险。

第五,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中,企业经营压力将会持续加大,人工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的情况会不断出现,由拖欠工人工资所带来的群体性事件风险也会不断加大。课题组据此判断,2015年群体性劳动争议事件发生的规模会呈现扩大化的趋势,这对地方政府的现场处置能力提出了挑战,处置时间和处置成本将会再攀新高。与此同时,随着劳工NGO组织对停工事件的不断介入,事件处置会面临更加复杂敏感的局面。

课题组认为,为适应上述新变化和挑战,各级工会亟待深入生产的一线中去,转变目前的工作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劳资双方争议出现时,及时有效地缓解矛盾和解决问题。

纪元:我知道,这个课题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组织了各个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那么,课题组今后的科研方向是什么?还有什么具体打算?

燕晓飞:是的,这个课题从开始策划到具体的组织实施,前后经历了近2年的时间。课题组的全体成员均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教师,每位成员都在自己的学科领域经过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此次齐聚到“中国职工状况研究”课题组,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的体系构建和测算,填补了中国劳动关系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将劳动关系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我们也从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的角度,完成了2014年度中国职工收入分配、就业、养老保险、安全与卫生、职工家庭消费和职工集体维权的年度报告。

此次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推出的《中国职工状况指数及2014年趋势分析》研究报告,因当时课题启动时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还存在一些不足,在2015年的报告中我们会进一步加以完善,使之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国职工的状况,为推动全社会更加关注中国职工的状况,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做出我们的贡献。

同时,课题组也感谢《中国工人》杂志使我们研究成果得以更快地与广大一线职工和各级工会组织见面,希望今后与《中国工人》继续合作,共同推动劳动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纪元:非常感谢两位教授接受我的采访,希望课题组的指标体系能够在今后中国职工状况研究中逐步显示出它的作用,扭转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研究肤浅表面化的状况,引领其在基础研究和政策可行性研究方面走向深入。

2015年10月28日

纵论中国职工状况指数——专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信卫平教授、燕晓飞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