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仁  李禄胜

刘立民,男,36岁。大学毕业,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成了一位“工头”,并且一干就是十多年。“工头”作为农民工最底层的直接“领导人”和一线管理者,每天与农民工零距离接触,心与心地交流和沟通,对农民工的工作有着切身的体会,对农民工的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20154月,我们在深圳市宝安区一工地上,对宁夏来深圳务工的刘立民进行了采访。刘立民是一位“工头”,通过和“工头”的交流,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加深了对农民工的认识,了解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以及缺点和不足,读懂了一位“工头”对农民工的深情厚谊,以及他对农民工问题的独到见解与思考。

 

访谈者:您好!农民工朋友私下都叫您“工头”,您对这称呼怎么看?

刘立民:我觉得很正常。“工头”,就是工友对“带工的头儿”,或“包工的头儿”的简称,它是一种普遍的称呼,不专指哪一个人。在实际工作中,当面叫我“工头”的几乎没有,除非大家开开玩笑。平时都叫“领导”,或“头儿”,也有直呼其名的。

访谈者:坦率地说,一提起“工头”,人们很容易将它与“贪得无厌”“赖皮”“克扣工资”之类的词联系在一起,使它带有了某些贬义色彩。冒昧问一句,您有没有耍赖、克扣工人工资的情况呢?

刘立民:“工头”是工程一线的管理者,要做好管理工作,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程任务,就得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对于违反制度的工人进行适当的处罚是必要的。但耍赖皮、无故克扣工人工资的事,我做不出来。人们对“工头”印象不好,带有某些贬义色彩,只能说是“一只老鼠害了一锅汤”!

访谈者:怎么说?

刘立民:用“一只老鼠害了一锅汤”来比喻在我们这个行业,因为极少数人的过错,而让干同一工种的人蒙受其害。我不否认有耍赖皮、无故克扣工人工资的“工头”存在,但那样的“工头”毕竟是少数。

访谈者:如果耍赖皮、无故克扣工人工资,当地政府管不管?

刘立民:工人劳动了,就应当获得劳动报酬,这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如果耍赖皮、无故克扣工人工资,这是违法行为,按理说会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现实当中经常出现一些“工头”无故克扣工人工资,甚至卷款外逃现象,但是遇到这类事情的确实挺麻烦的,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部门就会及时的调查、处理或者把问题给解决了。当然也有极个别的地方政府部门在解决问题时相互推诿、相互扯皮,工人在时间上和精力上都耗费不少,在经济上也蒙受很大损失。

访谈者:如果耍赖皮、无故克扣工人工资,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刘立民:作为一名“工头”,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耍赖皮、无故克扣工人工资,一旦失去诚信,谁还愿意跟着他干呢?所有的工人都将离他而去。手下没有了工人,“工头”给谁当去?时间稍一长,“工头”就变成了“光杆司令”。所以,这样的“工头”就成了真正的“赖皮”了,是没有未来的。

访谈者:您是怎么成为“工头”的?

刘立民:我大学毕业,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是父母靠打工供我上学的,现在我大学毕业了,无论如何再不能啃老了!于是,我就跟着本村的农民工去了建筑工地。有一天,工程建设中遇到了一个技术问题,技术员有些犯难,我出了个主意解决了,从此以后技术员很器重我,最后他还知道了我是大学生,又是建筑专业的,经过他的推荐,我便承包了部分工程,这个任务完成后老板很满意,后来老板经常包一些工程给我,我手下也有了一帮能干活的工友,从此我就成了“工头”。

访谈者:您平常是怎样对待农民工的?

刘立民:我父母就是农民工,在我眼里农民工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如果说我包工有了较好的经济收入,全是沿袭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

对待他们我的基本做法是,工作上严格要求,从不马虎,生活上多加照顾,尽量顾全。作为“工头”,要多站在农民工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供人赚钱的机器。他们出来打工,获得劳动报酬,不只是为自己,而是维系着一个家庭。他们最关心什么,最需要什么,作为“工头”应当心中有数。

访谈者:在您看来,农民工的优点是什么?

刘立民:农民工大多吃苦耐劳,为人忠厚老实。少是非,重情义,讲诚信。每年有那么多农民工涌入城市,除非走投无路时才干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好吃懒做、投机钻营的人。

访谈者:能具体谈谈吗?

刘立民2014325日,央视“焦点访谈”讲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说的是来自广西上林县18岁的打工女孩石芳丽在河北省三河市骑电动车上班途中不慎撞倒了76岁的退休教师韩健老人,老人被撞得流了好多血,并且昏迷过去。

当时周围很安静,没有人目睹这一幕,但小姑娘并没有跑,她赶紧喊人救韩大爷。石芳丽给她父亲打了电话,父亲石永强说:“既然撞了人,天大的事儿也得顶着,不管花多少钱,咱们都要承担到底!”

石芳丽父亲在某建筑工地干活,母亲做保洁,收入都很微薄。付了韩大爷第一笔医疗费一万元后,家里就没有什么积蓄了。石永强说:“我们绝不能赖账啊什么的,哪怕倾家荡产,或者是借钱,也要把费给付了。”

访谈者:这件事给您的印象这么深刻。

刘立民:也许与职业有关吧。我为石芳丽,特别是石芳丽的父亲石永强感到骄傲和自豪,可以说他们是农民工的典型代表,农民工最优秀的品质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访谈者:看得出,您对农民工不仅同情,而且很有感情。

刘立民:是的。农民工在城市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有的粗茶淡饭,住在狭窄的工棚里或出租屋内,只要有机会,他们都在不停地工作,有一种向上向好的精神。他们出门不是徒步行走就是挤公交或是骑电动车,因为他们需要省钱。

但是当他们的工友或亲人有困难时,却能慷慨解囊。今年5月份,   有个工友叫王德贵的,他的孩子得了肾炎,急需住院治疗,可缴不起住院费。大家得知后,你一百,我二百,他三百,捐了近万元,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访谈者:您是“工头”,您认为您的工友整体素质怎么样?

刘立民:他们上班很少迟到。下班了,如果当天的活还没干完,他们总是干完才走。工程工期紧了,需要加班,他们不分昼夜地干,也毫无怨言。再脏再累的活,只要能挣钱,他们也干。头痛感冒之类的病,他们总是抗着,很少去医院。他们关心工友,助人为乐,时时将家人的冷暖挂在心上。

访谈者:农民工是不是也有自身的不足?

刘立民:大多数农民工是初高中文化程度,思想认识有限,容易满足。他们的社交面比较窄狭,基本上就是工友、亲戚和家人,其他方面交际很少。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只要能拿到钱,其他的事情考虑的很少。法律意识比较淡薄,许多人不知道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劳资纠纷,往往表现得手足无措。劳动技能单一,缺乏系统培训,如果失去工作,单一的劳动技能在短期内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甚至无家可归。他们缺乏长远打算,许多人只为眼前的生计忙碌着。仿佛“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是许多农民工唯一的奋斗目标和人生追求。当然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要比老一代好了许多。

访谈者: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有哪些不同?

刘立民:老一代农民工大都吃苦耐劳,思想观念保守,缺乏在城市的长远打算,许多人只为眼前的生计忙碌着,他们对土地有着很深的情结,总想着落叶归根,农村才是自己的家园。

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都比较高,思想活跃,他们基本上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满足于将谋生、赚钱作为主要目标,而更多的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留城生活的愿望。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期望值更高、敬业精神较差、职业流动率高、就业的耐力不足。

访谈者: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哪些困难?

刘立民: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比较难,择业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农村出身的,已经开始和新生代农民工抢夺岗位,所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很大的竞争压力,同时还面临着在城市买房、结婚等许多经济上的困难。

访谈者: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

刘立民:农民工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那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学校教学设施差,师资力量薄弱;家庭困难,缺乏经济来源等,许多孩子早早离开学校,走上了打工的路。

访谈者: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情况怎样?

刘立民: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群体,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凝聚着两重性,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们是在城市里工作的农民。假如没有农民工外出务工,农业发展就失去了经济支撑;城市如果没有农民工,许多工厂将会瘫痪,城市建设将会举步维艰。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脊梁”。可现实是农民工在城市始终属于弱势群体,处在城市边缘地带。

近几年来,老一代农民工已逐渐退出劳务市场,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接替老一代的工作,但干苦力的越来越少,在城市购房的或者有购房欲望的逐渐增多。

访谈者:您认为怎样做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刘立民:我认为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当然,我不是说国家对农民工不重视,而是说重视得还不够。国家应当就农民工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出台针对农民工更加具体、更加详细、更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相关政策。比如说,可以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

访谈者:您知道的农民工技能培训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他们的劳动技能,主要是通过工友手手相授,或是在劳动过程中自我实践摸索的。相关劳动部门对农民工有过一些培训,但受惠的还是很少。一些大的公司有时会根据工种临时办几天培训班,但接受培训的面儿不广,人数极其有限。企业主一般不愿意花时间花钱培训农民工,他们恨不能将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哪里还顾得上去搞培训。另外,农民工自身时间不允许,他们必须每天不停地劳动,不断获取劳动报酬,才能养家糊口。

访谈者:您有什么建议?

刘立民:许多行业都有继续教育,而农民工在义务教育阶段有欠账,应当通过继续教育来还清。国家应当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特别是需要有计划的系统培训。通过文化教育,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思想认识和觉悟;通过法制教育,使农民工不仅懂法,而且能够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系统的技能培训,让农民工挣到更多的钱,生活得更好。

访谈者:作为“工头”,您是怎样提高员工素质的呢?

刘立民:就农民工自身而言,应当振作起来,除了劳动和挣钱,还应当加强自身修养。比如利用节假日或其他时间,多给自己充电。每年包工的时候,我都会腾出一点钱来,给工友们订阅一些实用的报刊,为他们购买手机流量。领他们参加一些有趣的文化娱乐活动,看看电影,等等。鼓励支持工友积极参加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生活质量。

 

也许是积习之故吧,我们常喜欢用对立的观点思考问题。我们同情农民工,总以为他们的不幸与“工头”有关。因此,自觉不自觉的就对“工头”有了偏见。然而,通过这次采访,平生第一次走进“工头”的内心世界,原来也有“工头”的心胸这般宽阔。

2015年08月05日

“工头”眼里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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