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麟

尽管相较于父辈,新生代农民工与乡村、城市、资本、国家等诸领域有不尽相同的关系类型;但是他们依然是世界工厂里“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和都市世界中漂泊无根的异乡客。立足这一历史语境,论及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影响,可以概括为“有限的解放”。

近年以来,互联网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应用日渐广泛。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4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农村网民占比27.5%。从学历结构看,网民中具备中等教育程度的群体规模最大,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分别为36.8%30.6% 。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有12528万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仅占6.1%,初中占60.6%,高中占20.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诸多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状况的调查和报道还显示:他们偏好使用能够满足上网、聊天、游戏、购物等多项需求的智能手机,这在其中的“90后”群体中尤为明显。

概言之,互联网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中已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新生代农民工:旧范畴中新问题

 

探讨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的影响,我们首先必需回到具体历史语境,明晰这一群体的主体性特征,及其在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性位置。

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农民工”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产物。1958 1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以城乡分割为基本特征的二元户籍制度正式形成。直到 2014 7月,户籍改革才迈出了至为重要的一步——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但户籍改革远非转换称呼这么简单,农民工依旧是“二等公民”,“农民工问题”,即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仍难得到妥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确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与传统农民工存在着代际差异。但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仍然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一言以蔽之,可视之为“旧范畴中新问题”。

所谓“旧范畴”,是指新生代农民工依然需要面对传统“农民工生产体制”。它包括“工厂专制政体”和“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两个层面。前者是指当前中国多数工厂中,资本治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方式仍是“不加掩饰的压迫和剥削”。后者即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维持、赡养父母和抚育子女等,本应在同一时空条件和相同制度背景中进行,却依然被迫拆分在城市和乡村两个不同空间中分别进行,以确保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2015425日,“新生代”ilabour课题组发布的报告《富士康工资、工时与生产管理调研》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工资增长陷入停滞、超时加班情况普遍以及加班管控异化成为惩罚、压榨和变相解雇的常用手段。

所谓“新问题”,是指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已经出现明显变化。他们作为一个独特群体,融合了代际(新生代)和阶层(农民工)的双重特征。社会学学者李培林认为:在“历史逻辑”和“结构逻辑”的共同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兼有“新生代阶层”和“农民工阶层”两种特质,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更强烈,在发生劳动纠纷时,在处理方法上的手段相对更为激进、更加多元。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通过对2011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抽样数据和田野资料,也类似地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正在以“行动”凸显自身的群体特征。面对劳动争议,他们积极抗争;面对与劳动付出不相称的薪资收入,他们选择“用脚投票”,通过频繁换工表达不满。此外,他们还排斥“农民”这一制度性身份,积极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农民工对自身作为城市“局外人”的身份有着较为普遍的认同,其生活目标设定,基本是以农村、农民为参照;与之相较,农村给予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愈发强劲而“拉力”却越来越小,城乡和工农两个层面的双重边缘化,使得他们甚至陷入更为尴尬的进退两难境地。

 

    有限的解放:互联网的具体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相较于父辈,新生代农民工与乡村、城市、资本、国家等诸领域有不尽相同的关系类型;但他们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并未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依然是世界工厂里“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和都市世界中漂泊无根的异乡客。立足这一历史语境,论及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影响,可以概括为“有限的解放”。何谓“解放”?为何“有限”?我们可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传播赋权:多层次的显现

随着中低端信息技术的普及,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信息中下阶层”。传播学学者邱林川使用这一概念泛指在当前社会信息分层结构里介于“信息拥有者”和“信息缺乏者”之间的各种人群。他们广泛、自发地使用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建构草根社会网络。农民工群体是典型的“信息中下阶层”,他们积极、自主地利用手机、QQICT技术构建社会网络,显现出“传播赋权”的现实效果。

赋权旨在强调赋予个人或群体以权力而非权利。如何实现赋权?根据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主要有“个体主动和外力推动”两种模式。前者强调挖掘或激发主体潜能,关键在于个体的主动性;后者则强调外部力量的促进作用。 纵观已有相关研究,可以发现:赋权是一个解放性概念,包含着“抗争性与建设性”的双重含义;赋权实践可划分为个人、社区和社会不同层面,彼此相互影响与作用,从而呈现出一个“多层次结构”——心理赋权、组织赋权、社会赋权。

哲学家福柯的权力观富有启示意义——他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一种相互交错的网络”,认为“权力是无主体的、非中心化的”。 概言之,权力不可能脱离社会网络而存在。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观察,传播是“赋权”的关键之所在:赋权是一种实践性的过程,其间对于个人和社区而言,无论信息的传递,还是意义共享、社会交往、认同和归属,都至关重要。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手机、互联网等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和工作中应用广泛,它们和传统社会关系重叠而成的传播状况,其意义已经超越纯粹的交流工具,而在最根本意义上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职业发展。通过担负社会交往、信息传递和休闲娱乐等功能,新媒介的赋权在心理、组织和社会不同层面得以显现,例如:形成身份认同、获得个体的自主性;构建业缘关系、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利益表达渠道、集体行动动员工具等等。已有不少研究对此予以证实。例如: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与通讯技术作为动员的中介,对珠三角地区代工厂工人的认知形塑和集体抗争时的内外沟通作用显著,在“认知与情感动员提升参与意愿”、“组织动员确保运动有序高效”,“动员外部力量以避免镇压”,“示范动员以供经验借鉴”诸方面均有所作为。其中,互联网动员效果在组织动员潜力方面既超越传统动员方式又可与之互相补充。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传播赋权功能应会进一步的实现,从而多层次地、更充分地发挥“解放”作用。

不过,审慎对待技术乐观主义观点依然需要强调。传播学学者周葆华通过对上海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也发现:新媒体拓宽了该群体的表达渠道,在遭遇劳动权益问题时,其意愿表达呈现“人际渠道-新媒体-机构渠道”递减的差序格局;但是对互联网的赋权功能不应过于乐观,因为“网络空间表达要转化为线下空间表达、话语赋权要形成行动赋权、情感支持要走向利益维护”并非易事。 此外,还有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应辨证地看待ICT的影响。社会学学者郑松泰通过在广东东莞约一年的田野调查,发现:虽然手机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了一个随时随地“保持联系”的可能性,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和情感上的支持;但是当“手机文化”成为其休闲和娱乐的主要活动时,他们便有可能“沉醉在虚无的信息之河里享乐和狂欢”,并“逐渐忘记了自己在国家高速发展的舞台中默默地退场的可能性”。新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所依赖的基础也慢慢地被蚕食。手机与互联网的结合,更是让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手机QQ与他人建立(虚拟)的关系并在其中投入个人情感,促使他们对家庭和婚姻关系的看法发生改变,从而动摇了乡土社会赖以维持稳定的深层结构。最终,新生代农民工只能进入“双重漂泊”的生存状态。

消费主义:被裹挟的欲求

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消费社会在当代中国逐步形成, 不仅使国家-社会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消费也成为了“建构社会身份、形成社会分层的崭新机制”,影响着农民工主体性的形塑。

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父辈,与农村的联系已经非常薄弱,但真正融入城市又遥不可及。在这一社会性困境中,“消费”成为其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2010年,一项针对1200名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消费属性”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亟待认同的一种社会属性,他们将消费作为建构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对信息产品和信息技术的消费,是其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早在2003年,一项针对广东省DT2016-30岁农民工的研究显示:实用需求之外,“面子”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推动了手机的迅速扩散——“如果你没有手机,你就会觉得很没面子。那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你会觉得低人一等……有一种团队的攀比,有一个人买了接下来的人都会买”。 当下,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智能手机更具有了多种符号表征,“表达性消费”意愿甚至超越“工具性消费”需求,是他们产生和维系自我价值感的重要部分。2011年,一项针对武汉市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显示:多功能手机是他们“城市的入门消费品”;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其通过“在线”寻找工作之外的空间。对手机网络服务的消费不但是标识 “新生代”的工具,而且给他们一个“生产领域之外的自娱自乐的意义空间”。

但是,“消费”并未从本质上改变其境遇。所谓“杀马特”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们是来自农村或城乡结合部的“90”后农民工,在社会学意义上,他们游离于乡村和城市之外的“第三元”;在文化上,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农村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城市以讥讽的眼光消费他们”。 究其根本,这一现象折射了当前中国日益明显的阶层分化和社会区隔。具体就新生代农民工对手机和互联网的消费而言,他们的消费模式依然受社会阶层、日常生活和工作情境的影响,难以真正建构其城市社会身份。

更应关注的是,闲暇时间充斥着在线娱乐休息活动,不仅无法弥补他们在生产领域的无力感,而且可能导致他们为消费主义催生出的欲求所裹挟,更加无法提升个人的现代化程度。

美国著名社会学者英格尔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实地考察和个案分析,提出“现代人”有12条基本特征——乐于接受新经验、准备接受社会的变革、意见的成长、对信息的测量、时间性、效能感、计划性、可依赖性或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并承认以此作为分配报酬的正当基础、教育与职业的志愿、了解并尊重别人的尊严的品质、了解生产及过程。 但是,渗透着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费革命,使得互联网所构筑的虚拟空间,充斥着“时尚”与“品位”的诱惑,建构了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符号想象,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去模拟中产阶级消费的渴望。社会学博士苏熠慧的研究显示:这种“模仿消费”的行为模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进一步地卷入生产以满足消费需求,此即“为虚无的消费梦想而主动地接受资本的控制,并欣然地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 如此,谈何成为一个见闻广博的、积极参与的、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能独立于传统权威、有高度的自主性,以及乐意接受新经验和新观念的现代人?

 

    缩减数字鸿沟:寻求跨层次联结

 

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具有“解放”意义;但限于他们依然经受着传统“农民工生产体制”的挤压,以及互联网本身兼有的“商业属性”和“政治属性”,只能是“有限的解放”,相较于同辈的城市青年群体,传播赋权的现实效果存在差距。2014年“两会”期间,农民工代表易凤娇据其调研发现—— 99%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智能手机;‘厂舍有无 WiFi?’成 90 后找工时咨询内容;许多年轻工人的业余娱乐就是用手机上网;他们每月人均手机费用支出达到两三百元甚至高达三四百元”……易凤娇提出建议——国家应采取开通职业技能培训网站、建立工业区数字图书馆、提供在线心理和法律咨询等措施,因势利导地将网络和新生代农民工成长联系起来。 这是一项非常“接地气”的建议,敏锐地感知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互联网应用中严峻的“数字鸿沟”问题。2015416日,《工人日报》刊文称:农民工在移动互联网中,扮演着先锋的角色,成为第一批使用手机上网的中坚力量,使用率高于学生、白领等其他群体。但是,作为头埋得最深的“低头族”,农民工对互联网的使用却仅限于看电影、听音乐、上 QQ 等休闲娱乐;金融理财等则处于互联网的“隔离区”外,需求满足受到抑制。 那么,如何才能使互联网有力地助推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关键在于如何缩减现有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旨在强调“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众多相关研究聚焦数字技术的“接入”和“使用”,即所谓的第一道数字鸿沟 ——“接入沟”和第二道数字鸿沟—— “使用沟”。还有研究更进一步,探讨第三道数字鸿沟—— “知识沟”,关注信息社会中知识获取上的鸿沟。“知识沟”是比“接入沟”和“使用沟”更为重要的问题,其直接关系到信息社会中个人和社区的生存与发展。

荷兰传播学学者Van Dijk认为:“接入”的概念可具体分为四种——精神接入、物质接入、技能接入和使用接入。 前两种关乎到第一道数字鸿沟;后两种关乎到第二道数字鸿沟。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精神接入”基本不成问题,他们非常积极地拥抱互联网;“物质接入”还是一个问题,尽管拥有智能手机,但是存在流量资费价格、WiFi接入限制等阻碍性因素。至于“技能接入”和“使用接入”,问题则很严峻。尤其是在将高级数字技术应用于工作和教育,并从中受益方面,受限于社会支持不足、媒介素养水平等,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技能水平低,主要停留在娱乐以及消费层面。可见,在“接入沟”和“使用沟”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都亟须改善。此外,实证研究显示:接入和使用的差异,会影响到通过互联网对知识的获取,为社会和政治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而且,相对于互联网的接入,互联网的使用能更好地预测其知识获取。 因而,在“知识沟”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更不容乐观。

传播学中的“知识沟假说”,在研究层次上存在两个不同取向:一是在宏观社会结构层面上,审视大众传播过程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在知识获取方面的差异;一是在个体层面,从个体行为者的情境需求,诸如个体获取信息的动机、信息对个体的功用,探讨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知识差异现象。对此,传播学学者丁未认为:前者是“结构性分析”,关注资源和权力的不平等;但易于忽略个体行动者丰富的差异性,甚至无助于提出建设性意见。后者强调个体在寻求信息过程中的心理动因,弥补了结构性研究所固有的僵硬;但有忽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从而可能遮蔽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所致的严重后果。因而,她提出可以“寻求跨层次联结”,从多角度探讨如何缩小“知沟”。 借鉴这一思路,笔者认为:缩减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鸿沟,联结社会与个体是现实可行之径。

具体而言,在宏观社会结构层面,根本在于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之享有平等的公民权——成为“社区公民”,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享有平等待遇;成为“企业公民”——能在法定权利以外分享企业发展成果,有权就劳动条件和报酬问题进行商议。不过,这一结构性目标必然是逐步推进,难以一蹴而就。那么,至少可以采取一定措施推进互联网的物质接入,如规定或倡导WiFi入厂舍;提升互联网的使用技能,如开设实用培训课程;此外,还可尝试培养信息获取兴趣,使其积极主动地利用互联网资源。结构和行动者相互构成和影响,如何深化和具体“跨层次联结”,尚需进一步讨论。

[吴麟,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12zy017)的阶段性成果。]

 

2015年08月05日

有限的解放: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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