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编辑部

文化、传统,影响着一个国家劳动关系的构建与运行,政治、经济、市场都嵌入在特定的文化和传统范畴内。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重要元素,一直在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关系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忽视了儒家,没有深入考察儒家对于中国劳动关系运行的影响。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劳动关系格局迅速变化,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等待我们来解决。此时,我们必须回溯到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探讨中国劳动关系变迁的动因及趋势。

为此,本刊特约评论员王侃博士于2015325日对儒家权威学者姚中秋教授做了专访,请他从儒家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与劳动关系的运行。姚中秋教授笔名秋风,现就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担任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姚中秋教授长期从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发表和翻译了大量相关著作和论文,是中国目前研究市场经济和儒家思想的权威。

本文根据专访录音整理而成,并经秋风先生审阅。

儒家是因“变”而生的价值体系

王侃:现在,很多人在讲新儒家。请问,新儒家产生的背景是什么?新儒家和传统儒家相比,有什么特征?

秋风:按照我的看法,儒家没有“新”和“传统”之分,我们就是我们,只是我们正处于新的环境。环境变了,我们就需要寻找新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需要有新的理论来阐发新的环境,揭示环境变化的特征。但无论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是我们,我们不可能突然成为其他人,我们仍在道上。中国人在这条道路上,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集大成,过去了两千多年,我们都在孔子的道上。儒家有很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没有新儒家的。

现在社会上的主流看法是,时代变了,传统变了,儒家会泯灭。这是错误的看法。事实上,儒家本身不守旧,而重视变,“苟日新”、“日日新”。但儒家又说,有些东西是变不了的。从根本上看,儒家兼具连续性和创新性。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殷的礼乐制度承继自夏,周的礼乐制度承继自殷,但都有调整、创新,以便适应新的自然环境与新的社会环境。因此,儒家有连续性,会承接前代的经典,同时,儒家也有创新性和发展性,会根据新的情势不断修正传统,去除传统中不适合的东西,从而引领变化,塑造变化,这就是“易”。儒家之“易”,不守旧,又不激进。

王侃:很多人认为,儒家是在要求我们回到过去。请问,回归传统,是否会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秋风:打个比方,我们面前有一个杯子,里面盛了半杯水,另一半空着。有人看到了半杯水,就说,这杯子有半杯水;有人则说,这个杯子半杯是空的。今天,我们争论传统和发展的关系,就好像是在争论杯子里到底有没有水。在争论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忽视了社会的本质,也就是传统和发展总是相互交融的,我们不可能把两者分离开来。

当今社会处在不断变化、高速演进的进程中,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网络社会。在这个背景下,人们通常强调“变”。但是,我们要把握住“变”的规律,从“变”之中发现“不变”。其实,不论社会如何变化,作为社会中的人是不变的。我们作为人的情感、理性是不变的,我们自身就是这个“变”的社会中的“不变”。

儒家关心的就是这个常在的人,阐明人之为人的常道。这个常道能帮助立定自身,把握变化,从而掌握变化的规律。把握了“常道”,才能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形成并保持良好秩序。儒家强调秩序建设,从汉儒、宋儒到近代的儒者康有为,都是主张建立良好的秩序,这就要通过“制”,也就是制度。秩序要由制度来构建,而制度构建要反映“常道”,秩序才有可能稳定。

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方式会不断改变,但是,“道”没有变,社会治理的核心——“为人之道”没有变。关于儒家产生的背景,很多人的认识是错误的,比如人们说,儒家产生于农业文明。其实,儒家不是发端于农业社会,儒家诞生于“周秦之交”,那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那个时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井田制”到“郡县制”的大变化。儒家是为了回应这个大变化而诞生的,是为了在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治理环境中重建良好秩序。

很多人说,儒家植根于农耕社会和农耕文化。错了。从生产方式上看,中国从来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根据《论语·先进篇》中的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商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战国到秦汉的农业和工商业,从中可以推算出来,在这个时期,工商业的产值恐怕要占到该时期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中国古代具有高度发达的工商业,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农耕社会。西方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Angus MaddisonMark Elvin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都表明,诸如宋代这样的中国古代王朝,往往具有坚实的工商业基础,市场繁荣,并且具有很强的国际化取向。

随着“井田制”在春秋末期的崩溃,中国便产生了私有产权、资源流动,因而也就有了相当完整的市场经济。而欧洲的封建制是到15世纪才结束的。更不要说宋、明,都属于工商业社会,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商帮,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活跃的。商帮兴起的背后是工业,以及工业产品的交换体系。商帮的繁荣,不仅带动国内经济繁荣,还成为联系东、西方的纽带,把中国的工业产品输送到阿拉伯市场和欧洲市场。很早以前,中国就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发动机。在明清时期,中国就是世界工厂,大量制成品出口到西方和东南亚国家。

对繁荣的市场体系的维护,儒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明清时期,中国生产体系和交换体系的基础都是儒家的价值,企业是靠儒家的价值才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儒家价值渗透于企业之中,在企业家和员工群体中培育出君子意识,才有效降低了解决企业内部委托-代理的难题,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同时,儒家价值也降低了劳动关系风险。儒家认为,利益不是企业内部的纽带,互敬互爱之情才是企业内部的纽带。基于儒家的价值,一个纷繁复杂却具备高度诚信体系的企业组织网络得以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稳定、发达和远距离的交换体系。

儒家之所以能够兼具传统和创新,在于儒家始终以人为中心,把握了“常道”。“常道”是针对“人”而言的,人是它的载体。“常道”讨论的是个体的人之间如何形成良好的秩序。《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修身,做好自己,自然会改进与他人的关系。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过程中,个体生命有了永恒的意义。儒家不是个体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中道”。这就把握住了传统和发展的核心。

 

大转型时代儒家最后登场

王侃:按照您的说法,孔子的“变”,就是转型。转型的轴心,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具体来说,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中道”。那么,该如何衡量“中道”?如何外化“中道”?

秋风:儒家价值观贯穿于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之中。“中道”是一个基本范式,也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中道”与“道”不同,后者是规律性的东西,前者是一套方法论。

面对变革,人们会有三种回应的态度:第一种是守旧,拒绝变革。这种态度没什么市场,守旧不会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此外有两种态度,在春秋时期就存在了。一种是法家的观点。法家主张,要变就彻底变,翻天覆地,破除传统,打散原有的社会基础。法家只看到了“变”,认为我们只能顺应潮流,而不能引导“变”。在中国最近一百年间,几乎所有人都是法家,强调“大破大立”。结果,原有的社会基础被打破后,新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建立,反而造成了持续的动荡,社会处于不断的“变”之中,人们没有归属感,社会发展也缺乏持久动力。

第三种态度是孔子的观点。孔子是最早感知变化的思想家,早在法家之前,他就认识到了变化及其本质。孔子从“变”中看到了“不变”,把握住了平衡。孔子是如何做的?他的分析方法是什么?孔子回头看三代——夏、商、周,分析了其发展轨迹,力图回答几个问题:三代是什么?三代的变化是什么?不变的是什么?孔子力图由此揭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本质。

按孔子的观点,易中有不易,要变,又要把握不变的常道,依托传统而又追求革新。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孔子的观点,即便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人们也多不喜欢这个观点。人们总是看到“变”,“变”经常掩蔽人们的视野与思维,让人走到极端。然而,走到极端之后,路就走不通了,这时候,就又“变”了。

“秦二世而亡”,就是这个道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为了回应诸侯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一整套强权式政策,使用什伍连坐等一系列社会统治手段,削弱了社会原有的信任体系和关系网络,从而建构出以国家需求为中心的、高效的资源动员体制。国家对人的控制力超强,体现了国家主义原则。君主控制官僚体制,再通过官僚体制来确保个人财富由国家支配,个人的身体被国家随意支配。秦的崛起是国家能力的表现,国家主义帮助秦国赢得了激烈的跨国斗争,并最终打下天下。

但是,在没有敌人之后,秦朝自己就死了。古人说,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不一样的。所以,经历了秦末汉初的动荡,到汉武帝时期,就有了儒家的登场。儒家能够登场,是汉朝统治者和中国社会共同寻求稳定、发展的客观需要。之前的国家主义统治,其统治成本极高,国家和民众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国家主义模式最终无法维持。秦否定了个人财富的合法性,否定了“人之为人”的爱,到了汉武帝时期,则回归“常道”,即鼓励社会自治。

纵观中国历史发展,“常道”的外化形式,就是社会自治。大多数时候,社会自治是在宗族制度的基础上运行的。

需要注意的是,汉以来的宗族社会,是儒家自觉构建的。三代有宗族,但商鞅变法,要求男子成年后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则税负增加一倍,这就破坏了家族内部的团结;又要求五户为伍,相互连坐,这就破坏了邻里、社区的团结。秦的做法,阻断了传统的延续,严重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结构。所以,汉初是没有什么宗族的。直到汉武帝尊儒以后,形成士族,宗族才逐渐恢复。宗族制度重建,这是儒生自觉努力的结果。由此,也就有了基层社会自治的制度依托。

唐代的安史之乱以后,士族为中心的宗族社会又遭破坏。到宋代,才由儒生努力,再次得以重建。宋儒重建了基层社会。宋儒构建的基层社会,是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制度。其实,在南宋之后才有祠堂。在此之前,法律规定,“庶人不得立庙”。但士族崩溃后,宋儒出于政治和社会需求的考虑,让庶民能够“立庙”,宋代社会也就自下而上地组织了起来。

从历史上看,儒家总是在大转型时代显示出其意义,而其作用正是重建秩序。在每个时代,儒家总是最晚登场。急功近利者先来,由此出现了国家主义政治;国家主义走到了极端,必然破产;政治上走投无路,才有儒家的登场。儒家登场,以最为平实的方式重建秩序。

当前,我们仍处于这个历史钟摆周期中。百年以来,我们处于国家主义之中,国家掌控着社会财富以及每个人的生活。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工人是国家的工人,工作由国家分配,人员不能自由的流动。后来,国家无法维持这么高的成本,转向改革开放。不过,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和困境,我们仍在努力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基层社会如何组织?这是没有现成答案的。此时,我们应该注意儒家说了什么,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时代发生了什么,这样才能不走弯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财富的积聚,儒家的复兴就是大势所趋。改革中遇到的问题,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在历史上,一旦政治统治和社会发展出了问题,人们就会“回头看”,从历史中去找答案和办法。现在,社会又处于“变”的过程之中,新的转型要开始了,儒家复兴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了。

儒家在大转型时代的努力是安顿人心,组织社会,重建制度,其中,组织社会是一个关键环节。社会如果有效组织起来,自我治理,既能有效调动人的主动性,又能制衡权力的不合理行为。

 

士君子是社会持续进步的保证

王侃:当前,中央力图通过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加强法制化和社会治理创新等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其中,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重要内容。请问,儒家价值观下的社会自治与民主的关系是什么?

秋风:这些年,儒家在复兴,首先是在社会层面,然后到了国家层面。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西方社会,教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在中国,士大夫作为儒家的一部分,联系着国家与社会。

儒家不是从社会自治与民主的关系来考虑这一问题的,儒家的思考角度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儒家认为,制度是重要的,但是制度的设立和维护都依靠人。《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不论是自治,民主,关键都在人。

为了发展人、培养人,儒家创造了以养成士君子为宗旨的教育体系。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孔子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阐述六经,总结中国古代文明;二是兴办教育,培养践行常道的士君子。士君子以学“文”养成,以行道天下为己任。从孔子以来,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其中,受过教育的士,发挥着领导作用。士君子承担着组织社会、管理国家的职能。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士君子管理社会、运行政府,使得中国社会有了比较好的秩序。士君子推动了各种制度的建立,确保了制度在基层社会的运作。在乡村,宗族制度是靠读书人来支撑的,读书人构成了绅士。中国的宗族制度不是靠老百姓眼中的所谓老头子或老爷子,而是靠有修养的、掌握儒家价值观的绅士,这些人使得宗族制度既承接了传统,又保有了持续的活力。

我们讨论儒家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关系,需要明确一点,虽然儒家重视国家层面的制度,但儒家不是以政体为中心的,而是把民主制度作为其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制度不是全部,制度是手段,不是目的。

王侃:现在还存在养成儒家士君子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吗?

秋风:当然存在。孔子的士君子养成机制是很简单的,依靠的是“学文”——孔子之教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换言之,就是读书。因而,在社会中,农、工、商都能成为士君子。

中国在封建解体后就没有了贵族,士君子代替了贵族。贵族是靠血缘,士君子是靠德行和能力。今天有很多人羡慕西方的贵族精神。其实,贵族是世袭的,你羡慕也没用,你爸爸不是贵族,你就不可能成为贵族。但在中国,谁都可以成为士君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很普遍的现象,中国社会精英的流动性很强。由此,古代中国社会就是平等的,有很高的社会流动性,又由于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有更多不同出身、不同背景,甚至不同种族的人进入社会上层阶层。

即便在今天,士君子的复活也不是一件难事。企业家、公务员、教师,乃至普通工人,通过读书、修身,齐家,都可以成为士君子。你是企业家,治理好企业,之后,再承担公共责任,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也就是士君子化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体系的变革至关重要。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既没有反映西式教育的精华,也没有传承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好东西。教育体系亟待变革。

王侃:《中庸》中谈到了“人亡政息”,您也提到了士君子的重要性。然而,人是易变的。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如何确保儒家价值观的持续?如何确保统治者不会变质?

秋风:制度是人的制度。制度不是不重要,儒家强调典则的重要性,也就是法度的重要性。但中国人从来不认为制度是神圣的。长久以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利益协调主要靠天理、人情,之后才到法条。因此,企业规章、国家法律要顺乎人情,国家法条不能太抽象;法条也要合乎中国人的理。中国人不会迷信法律、法治,而特别重视“天理”、“人情”。情和理是要高于法的,不合情、不合理的法就是恶法。很多时候,面对情、理的压力,法不得不做出妥协或调整。

问题是,这种“天理”、“人情”的思想,是否能形成一套好的秩序?我对此是肯定的,因为在过去两千年中,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高效运行的良好制度。

王侃:那么,为什么出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衰落呢?

秋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在宋、明时期,西方人来到中国,就会发现一个超级大国。可是,历史总是呈现为兴衰、往复的过程。在清朝末年,西方与中国正式开始全面接触,而那时,中国正好处于历史的低潮。

不过,中国社会具有极强的韧性。在二十世纪初,很多人都说中国要灭亡,但事实是,中国人打跑了日本,后来又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羡慕美国,再看看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与美国相比肩的经济实力和财富。

按照古代的说法,韧性是“往复”。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处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能够发展?我们不应该持有“失败论”,而要有文化自信心和世界责任感。历史证明,中国社会极具韧性,而中国社会的韧性来自于儒家。

王侃:历史上的尊儒背景是什么?是否具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分?

秋风:各个历史时期的儒家复兴,其背景都差不多。国家层面的尊儒,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都有。现在的儒学复兴,从外在层面看,源于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随之又有了文化身份的焦虑。作为一个被别人认为是成功的国家,你的形象是什么?你如何向世界推介你自己?国家要表达自己,就需要有一个价值观定位。

在内部层面,中国基层社会的崩溃、溃散,导致了社会失序,这些都是大难题。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国家权力替代了传统社会组织形态。但这些国家权力机构,如人民公社、单位制等,现今都已解体。于是出现了制度真空,也就有了社会失序。在乡村,从人民公社发展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制没有办法维持了。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尝试村民民主自治,但效果并不理想,基层民主的运作相当低劣。可以说,中国由苏联式治理模式到西方式治理模式的诸多尝试,都是失败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才有了回归传统的想法,人们开始呼唤“乡贤”,呼唤新的礼乐秩序。

从组织社会的角度看,复兴传统文化的力量已经形成。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中国社会缺乏价值观的凝聚力,每个人都处于焦虑的状态。只有回到自己的文化,才能化解人们的焦虑,让每个人回归安定与平和的状态。现实的困扰促使我们往回看。我们发现,儒家是一种平和的药方。虽然儒家的疗效比较慢,但它最符合中国人的本性。正因为儒家方案的慢效果,故而儒家总是最后登场。传统的复兴是情势所迫,现在的情势发展已经证明,我们只能试试儒家了,而事实将会证明,儒家是最有效的药方。

 

工人组织要突出情感联系而非利益导向

王侃:从儒家的角度,您如何判断中国工人的状况?

秋风:当前,中国工人问题的核心是组织化。从儒家的角度看,中国工人组织化,应该放在重建社会秩序的框架内来讨论。

关于这个问题,自由主义也在讨论,焦点集中在工人组织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上。儒家的关注角度不同。儒家关注的是,工人如何组织起来,自我生产公共品,过上更好的生活。

儒家每次介入社会治理,都是从社会秩序重建来入手的,工人组织应是建构秩序的基础组成部分。在宋、明时期,乡村建立了以祠堂为基础的宗族社会。在城市,则有商会和会馆,这就是行业协会、同业者联盟。今天,这个经验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我们正在经历城市化、工业化和网络化,人口的地理分布有了巨大的改变,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乡村转移人口进入工厂或现代服务业,工商业界的劳动关系成为重建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我认为,重建社会的重点在城镇:一个是在社区,我们需要鼓励城镇社区自治,重建亲近而良好的邻里关系;另一个是在企业,使企业成为一个内部关系良好的社会组织。工人的组织要放到这个框架中思考,建构可持续的劳资互信关系。

王侃:儒家的观念是否适用于现代的劳动关系系统和工人组织形态?

秋风:只有回归传统,建立儒家体系和价值观,才能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从历史上看,每次儒家的做法都不一样。现今应具体如何做?具体的方案,还不清楚。最近一百年来,儒家蜕变为哲学,儒家很少切入快速变化的实务,而一般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则没有儒家思想的自觉。

要改变这种状况,要重建社会,重点应是重建士君子的养成机制。只要养成一批批具有公共精神的士君子,他们自然会有办法。我们不需要搞顶层设计,而是要用制度来养成合适的人,也即士君子。合适的人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自然会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

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希望。过去十几年,很多企业家转向学习中国文化,学国学的人多了,国学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在劳动关系领域中,也有人倡导国学的理念,用以整合员工,效果不错。这是很好的趋势。还会有更多的企业家学国学、用国学。但是,不能指望三五年内就有成效。宗族的建立花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与政治制度变化不同,社会变革是多中心的局部变化,再汇集成模式,这期间,还会有不同模式的竞争。

我认为,应该以学为中心,以某种形式的礼乐为载体,探索融会传统和现代的企业文化。传统社会中的企业,企业家作为令人尊敬的士君子,以必要的礼乐,在员工中创造公共生活,让大家有共同体的感觉,使企业家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有互敬互爱之情。国有企业的优点之一就是有公共生活,能够做到守望相助。后来,私人企业忽略了这一点。今天,要让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秩序,就应该重建有温度的公共生活。为此,要重建礼乐,对于任何人来说,仪式是必不可少的。感动人的仪式性活动,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工人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劳资之间的感情联系。

 王侃: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建立的劳动关系秩序,与其他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关系相比,会有什么不同?

秋风:劳动关系有两个中心元素:一个是利益,另一个是信任。有生产和交换,就会有利益。在劳动关系中,利益至关重要。但同时,信任也不可或缺。只有利益,没有信任,劳动关系就无法稳定存在。

工人组织同样建立在信任基础上,并通过组织形式,来参与利益分享。这种信任,也借助于情感、价值的纽带。要提高工人的组织化程度,信任的作用远远大于利益。任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可能单纯依靠利益。在工人罢工中,工人领袖可以依靠利益来动员工人,但是,如果只有利益,那么这样的工人动员网络,用不了几个月就会溃散。长期的工人组织,要靠情感来维系,靠价值来凝聚与发展。

在西方,工人组织出现之初,其内部信任是通过宗教来维系的。西方工会与教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工会是由教会而延伸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

中国有其自然的联系纽带。我们看到,老乡会比其他社会组织更有力量,是因为老乡会是基于情感联系而组织起来的,然后再生出利益。利益总是信任的延伸。老乡会有其背后的社会机制。在老家,人们之间真正存在,或者假设存在有一种长期的奖惩机制,有一套情感体系。当来自同一家乡的工人进入现代劳动关系系统,情感也就由家乡延伸到工厂和工人社区,并由情感带来了相互之间的利益认同。当某些工人利益受损时,基于工人之间的信任,他们可以集体行动。归根到底,信任是集体行动的核心,信任是组织的基础。

今天,我们需要让种种自然的信任、情感的作用得以正常发挥。同时,通过儒家的价值观,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提升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

 

通过涨工资实现和谐是没有未来的

王侃:从儒家的角度,您如何看待集体谈判?

秋风:对于工人组织而言,集体谈判不是目的,工人组织的基础是友情,而不是要对抗或者谈判。

在陌生的环境中,工人之间需要心灵的慰藉。在具体情况下,工人组织的行动可能表现为罢工或谈判,但这都不是工人组织的目的。工人组织,应当主要为工人提供公共品,这是根本目的。

当然,工人组织应当维护工人的利益,但维护利益,可以通过有前提的协商,而不应当把斗争作为维护利益的主要手段。可以斗争,但不应当崇拜斗争,把斗争当成道德的事情。热衷于斗争,不一定能很好地维护工人的利益。

要避免对抗,避免斗争式工人组织的出现,就需要复兴儒家的价值观。首先是企业家的教育,自我教育,同时社会和政府也可以推动企业家的教育。权力大的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改善工人处境,是企业家、各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在企业中居于领导之位的人要有士君子的意识。

在此基础上,再谈工人组织的问题,之后,才是集体谈判。工人有必要组织起来,但是,工人组织要以友情为主要纽带,并借助工人组织,与资方进行常态化的协商。比如,管理层开会,可以让工人代表参加。劳资谈判以协商为主,对抗与和气相互交织。其中,“对抗” 是为了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是为了要形成和气;和气不是否认利益的不同,而是在长期交往中形成“情义”。培养“情义”特别重要。传统的中国企业,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就是这样做的。即便在西方,企业家们也在思考如何与工人建立和谐的关系。企业不是斗争的载体,企业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培养情感的场所。

我认为,中国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工人组织,最好是儒家式的,那就是和气生财,有话好好说,凡事多商量,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从儒家的角度分析,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这些方法是普世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土豪式”企业家,他们剥削工人,这种现象是儒家价值观遭到破坏后的表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靠时间,靠社会有一套好的文教体系,让企业家学习,形成自觉意识。我认为应该做到三点:第一,工人中要有士君子;第二,资方要有士君子意识,这个最重要,因为资方掌握着劳动关系的主导权;第三,由劳资双方的士君子阶层协商彼此的权益。这样才能够规避急功近利的倾向,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王侃:如何在劳动关系领域培养士君子阶层呢?

秋风:士君子的养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论语·学而篇》中讲到,要让穷人、富人都有超越物质的更高追求。然而,我们的时代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中国的社会集体心理严重失衡。不单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技术越发达,财富差异会越大,这是社会治理要解决的问题,即价值和理念的问题。

单纯通过涨工资实现和谐,是没有未来的。利益的物化会让人“比着变坏”。儒家有诸多管理原理,比如,反求诸己、以情动人等,其价值观在企业管理和劳动关系管理中的运用,有利于市场的良性竞争,防止出现各企业和各阶层都奔向道德底线的困局。

由于儒家价值的影响,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分工合作的。形成分工合作关系的原因,是有一个士君子阶层的存在,他们将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在政府和社会中,都是同一群士君子在发挥作用。与我们不同,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起源于国家与教会的分治,其对抗性因素大于我们的社会。在企业中,管理者和员工中都有士君子,那就可以协商。

士君子的养成,还是要依据儒家的理论。儒家讲究“学”,主要是自己“学”。我希望看到公务员考试、高考的变化,从而真正反映儒家的“学”的效果。另外,劳动关系管理部门要有意识地进行相关培训,比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企业家协会等,都可以组织这方面培训。当然,这种培训不可能立即见效,人们要有耐心,因为养成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在具体做法上,我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在第一线的工人和企业家,他们能够重建社会。靠顶层设计是很难有持久和谐的。从本届政府的作为来看,我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因为这符合历史的大势。在这个过程中,居上位者的文化自觉是关键,士君子的养成也需要有自上而下的带动。

归根到底,从中国文化角度、从儒家角度研究劳动关系问题,还远远不够。劳动关系学科受西方理论和价值的影响太深。这个领域,也需要文化自觉,需要做好本土优良劳资关系的调查,总结经验,抽象理论,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劳动关系。

2015年08月05日

劳动关系的儒家视角——专访儒家学者秋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