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东

2015424,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先生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发表演讲,阐述中国实现中高速增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及途径。楼部长的言论和观点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上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赞成和否定的评论兼而有之,其中不乏言辞激烈者。对于如何使中国避免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宏大命题,限于见识和能力,笔者不敢妄言。但对楼部长关于《劳动合同法》、集体协商的观点,却忍不住想说两句。

 

    楼部长说了些什么

楼部长在演讲中说,《劳动合同法》颁布的2007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合同法》的弊端,在于其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这是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的原因。《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

楼部长又说,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他认为欧洲正是因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使得汽车工人工资福利特别高,而生产汽车的成本相对偏高,“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如何客观评价《劳动合同法》

从起草之初直至今天,境内境外,网下网上,对于《劳动合同法》的负面评价,几乎从未停止。其间,全国人大法律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与《劳动合同法》起草密切相关的机构和部门,以及众多劳动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此作过多轮次、多侧面、多角度的回应和阐释。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回应和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对于社会各界全面准确认识《劳动合同法》,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8年、2011年先后两次开展《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对《劳动合同法》在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合同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为建立规范、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提供的重要法律保障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执法检查总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劳动合同法》是一部实现劳动者、企业、政府以及全社会共赢的民生之法、和谐之法。“《劳动合同法》超前50年”的说法如果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两次执法检查对《劳动合同法》给出的评价,无疑就是一个笑话。

平心而论,《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调整劳动关系、规范用工制度的法律,并未直接规定用工标准,也未扩大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权限和限制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非但如此,与《劳动法》相比,《劳动合同法》还扩大了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权限。至于我国的有关劳动标准,在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及配套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中已有具体规定。《劳动合同法》充其量只是进一步明确了有关违法责任,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也就是说,一个用人单位若一贯靠违法获利,《劳动合同法》被严格执行(仅仅只是假设)后,其利润很可能因此而减少。如果楼部长为之叫屈的是这些企业,那只能说部长大人的博爱已经到了善恶不分的地步。

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大量企业撤离,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总成本激增。举例来说,2004年生产铜扣的铜每吨2万元,2008年已超过6万元;2000年的树脂5500元一吨,2008年涨到14000元。其二是人民币升值、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政策调整等造成出口贸易受抑。如我国调整出口和产业结构的一系列政策,缩小了有关企业的利润空间。200771,我国调低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723颁布《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纺织、家具等1853种加工贸易出口受限;12月底,589种商品的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公布。这直接限制了外资企业的发展领域,导致一些企业撤离或关闭。其三是“两税合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外资企业的竞争力。200811《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长期以来内资企业33%、外资企业15%的税率,统一调整为25%,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因税负上涨,失去了原有竞争优势。其四是“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使外资中的低端加工制造业不堪一击。撤资或倒闭的外资企业绝大多数是低端加工制造业,利润低,抗风险能力弱,在金融危机中出现困难势在必然。一些外商自己都承认,“大面积溃退”并非新法使然,致命原因是长期以来“低成本、低利润”加工贸易模式埋下的始终居于价格链底端的“内伤”。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并未降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与企业成本增加亦无直接关联。把金融危机中部分投资人撤离中国归因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观点,不仅有失公允,而且是不负责任的。

 

 

    集体协商是不是洪水猛兽

劳动关系中劳资双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单个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如果缺乏有效的劳资利益协调和平衡机制,仅靠市场自发调节,“让企业和员工自主决定”,实质上就是任由资方单方定价,必然导致在初次分配中劳资双方利益分配比例不合理,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进而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集体协商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理论的核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方式,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资关系的通行做法。集体协商制度对于校正劳动关系内在的不平衡,克服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确立于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集体合同作了专节规定,并首次在法律层面提出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概念,明确规定“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以由工会与企业方面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近年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都对依法开展集体协商提出了明确要求。20153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也明确将集体协商制度作为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

同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动者工资占企业成本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我们的劳动者工资也明显偏低,尽管近几年来增长幅度较大,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而且,看似不低并快速增长的社会平均工资,其实是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是少数高级管理者畸高的收入水平拉高了社平工资。正是因为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仍然很低,网络上对“统计数据”的各种吐槽才能不断发酵并迅速传染。事实上,如果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目前我国劳动关系领域出现的很多问题特别是一些职工群体性事件,都与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及其他福利待遇直接或间接相关。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健康完善的工资增长机制,如果现有法律的规定已经落到实处,如果我们的集体协商制度已经健全完善,如果职工一方在集体协商中与资方已经实现基本平等,那么,有多少群体性事件将会因此而避免,有多少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将会被化解在萌芽状态,又有多少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将会以正常的法律途径得到解决。如果不抱偏见,我们就应当承认,在当前企业工会独立性不强,非公中小企业众多但工会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推行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对于提高集体协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充分发挥集体协商制度在协调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是如何完善集体协商制度,扩大集体协商的范围,提高集体协商的实效,切实维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实现体面劳动,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赢得更持久的动力,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是提出所谓“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之类危言耸听的奇怪论调。

 

    怎样看待楼部长的话

楼部长有关《劳动合同法》、集体协商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都持有相同或类似看法。这种观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推崇经济发展至上的“唯增长论”,而否定劳动创造价值,漠视劳动者正当权利和合理利益。从本质上看,这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中央精神是不一致的。

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多方面努力,但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二是创新驱动不足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摒弃过度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的价值取向,不断提高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持续缩小贫富差距,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凝心聚力,也才能真正从更深层次上扫清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通过执行国家法律、依法推行集体协商,推动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是减缓甚至遏制贫富分化的重要途径,这恰好是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而绝不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我们不能一谈提高劳动者工资,就立即变脸作色,好像是劳动者的不顾大局拖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后腿。抛开“发展为了谁”的大道理不谈,劳动者工资待遇增长本身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只有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了,民众的整体购买能力才能得到有效提高,消费拉动生产的作用才能显现出来。这是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动力,也是经济长远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同步的国民消费增长,就不可能有高速的经济增长,所谓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句空话。发展的意义在于将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如果我们追求的只是数据,大炼钢铁就是一个好办法。

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也需要不断优化升级。应该利用这一时机,通过国家立法及相关制度机制建设,主动改变片面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工资、低成本、低利润的低端发展方式,逐步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逐步实现体面劳动,推动全体劳动者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劳动合同法》在制定过程中,曾经广泛征求意见,并借此凝聚共识、求取最大公约数,可以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的一个典范。集体协商(包括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是法律确定、国家倡导的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制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身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公开发表反对国家业已实施的法律和中央有关政策的言论,楼继伟部长话音未落便迅速成为舆论焦点,便不足为奇了。近年来,正是因为少数这样的党政领导干部公开妄自发表与国家法律和中央精神不一致的“个人言论”、“学术观点”,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实施时常遭遇阻碍,严重削弱了国家法律的权威,影响了法治社会的建设。

有人提出,“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并非公开场合,楼部长以校友身份表达的有关观点也不代表财政部,因此不必小题大做。这种认识是不恰当的。首先,即使所谓“内部讲坛”,也绝不能被认为是私人场合。退一步讲,哪怕就是私人场合,既然有关情况已经被媒体公开,有关言论已经被广泛传播和讨论,此事就当然地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其次,楼部长有关观点所涉及的,是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并被普通民众高度关注的重要领域,出言谨慎并非过高要求。而且,楼部长的财政部长之身份不是借“校友”这重身份就能轻易绕开的。换句话说,如果楼继伟先生不是财政部长,他会在那样的时间出现在那样的场合吗?实际上正是这个财政部长身份促使舆论大哗,促使一个“内部演讲”被迅速“炒热”。但是非常遗憾,在舆论场上众多声音当中,我们没有听到制定法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执行法律的政府部门,对此发表的任何意见。

我们当然愿意相信身居庙堂的楼部长为国家分忧、为发展指路的真诚。但是,对其开出的配比可能并不合理的虎狼药方,作一点挑拣取舍的尝试,即使力有不逮,想来也不会被判作哗众取宠之举吧。

2015年07月31日

心忧社稷何必危言耸听

本网站由阿里云提供云计算及安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