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国忠 黄金旺

近年来,我国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频频发生,造成许多无辜人员死伤,给社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精神病(psychosis)指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动作行为等心理活动均可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不能正常地学习、工作、生活,动作行为难以被一般人理解,在病态心理的支配下,有自杀或攻击、伤害他人的动作行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病人超过1亿人,重症精神病人超过1600万,其中有10%的患者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随时会突然毫无理由地伤害他人。

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康复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放任自流”,成为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非定时炸弹”。据估计,我国每年由精神病人引发的刑事案件,达到万起以上。如何救治精神病患者,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医疗卫生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难以承受的社会之痛——肇祸事件造成巨大伤痛 赔偿处境尴尬无法落实

201278上午930分,成都市民李立正在青羊大道光华村路口站台等公交车。

由于正值早间出行高峰期,又地处闹市,站台下站了20多名等车市民。

突然,李立耳边传来一名女子的尖叫声,他回头一看,一男一女正在公交站台旁的优品道广场内对峙。

李立回忆,该男子30岁出头,身穿白衣黑裤,右手提着一个编织袋。

李立起初以为两人是亲戚,还没有太在意,但该男子很快从编织袋中抽出一把锋利的菜刀,一言不发,挥刀就砍向女子胸膛。

看到发狂男子向女子行凶,现场一商场保安立即提起一把扫帚上前制止。但该男子转身就是一刀,将保安也砍伤在地。

连砍两人之后,该男子提着菜刀,向正在等公交车的人群走来。

“有人发疯了,砍人了!”站在站台背后的李立吓坏了,颤抖着提醒大家。

而当众人回过神来时,该男子已经冲到人群附近。

等车的群众闻讯四散奔逃。而该男子则冲进逃散的人群中,继续挥刀乱砍。

“我当时正在看手机短信。”伤者先生回忆,突然看到身边的人都在四下奔逃。

他回头一看,手持菜刀的男子已经走到他的面前。

此时,该男子已举起手中的菜刀,朝他头部砍去。

“我下意识去挡,刀就落在我的左手臂上。”先生说,一阵剧烈疼痛后,他的衣服被鲜血染红,倒在地上。

和李先生一样,一些等车的市民及骑电瓶车的路人都还没回过神,身上就挨了一刀。

面对男子如此疯狂,许多市民选择拨打110120电话报警。

很快,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在警察喝止下,该男子最终放下菜刀,并被制伏。

目击者黄鑫回忆,伤人的男子被抓获时面色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径直被警方押进警车。

据统计,该男子被抓前,共砍伤7名无辜市民,其中3人伤势较重。

伤者随即分别被送往武警四川消防总队医院、省医院、成都满地可医院接受治疗。

事后公安部门证实,该男子是自贡人,有间歇性精神病史。

像这样的恶性事件并不是个案。

2013327,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砍人事件。

事发前一天,江苏省滨海县臧必君的妹妹臧必红在电话里告诉一直工作不顺的哥哥,说帮他在奉贤找到了一份轻松的工作。38岁的臧必君倒也爽快,当天便带着简单的行李从苏州赶到上海,在妹妹家住下。

自小一起长大,他和妹妹的关系一向很好。尽管知道哥哥患有精神疾病,善良的臧必红依然想帮哥哥一把。何况,以往臧必君也没有过严重伤人行为。当天晚上,臧必红的丈夫丁国辉玩电脑时还听到兄妹二人一直在隔壁房间说着话,“大概在讲工作的事,没有任何异常”。

兄妹俩的默契一直保持到了第二天上午。臧必红发现哥哥的手机话费不够,帮他充了值,还买了一堆饼干、梅子之类吃的给他,而臧必君也买了把香蕉,说是“给大家尝尝”。然而,就在下午4时不到,臧必君转眼变成了“魔鬼”。

据他自己的回忆,当时自己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当他听到妹妹在打电话时说“飞吧,飞吧,就让他飞吧”后,恐惧陡然而生,于是拿起了菜刀砍向妹妹,一连砍了七八刀后,他又挥刀砍向闻声而来的妹妹的婆婆。连杀两人后,他握着菜刀跑到大街上,当时正值金汇小学放学,他挥刀砍向6名小学生,还砍伤其他6名不明就里的路人。

小杰(化名)的奶奶来接孙子放学回家,刚刚牵到孩子的小手,就见一个突然冲上来的疯狂人影,猛地用菜刀砍向孩子的头顶……

被砍伤头部的夏永新几乎目击了整个事件:金汇小学附近的公路上,有人呼叫“砍人了,砍人了”,几个人惊慌失措地跑过,后面跟着挥刀的臧必君。当时臧必君上身着灰色夹克、下身穿黑色裤子,脚上是白色旅游鞋,提着菜刀见人就砍。在砍伤了一个骑电动车的人之后,再朝一位牵着孙子的老人追过去,老人护着孙子倒在地上躲过一劫。此后,臧必君一路从人流中跑去,连砍了2个小孩和1个大人。

夏永新从路边的五金店里拿了把铁锹,一路追着臧必君。他抡起铁锹往臧必君身上猛打。令夏永新至今心有余悸的是,臧必君的身体毫无反应,像武侠小说里刀枪不入的人一样,反而拿着菜刀折回来砍人。当时,几个一起追击的人吓得往回跑,而累得没有力气的夏永新摔倒在地,被臧必君坐到身上砍伤头部。

此时,30岁的李华接到母亲被砍伤后的求救电话来到现场,他冲上前夺下臧必君手里的刀,食指被划伤。此时又有几人从后面拦腰抱住臧必君,才彻底将他制伏,并合力将他扭送到派出所。

惨剧一再发生——

2013717,在北京朝阳区青年路大悦城购物广场,一名精神病人挥刀乱砍,导致两名行人当场死亡。 2013727,又有4人在北京西城区马连道家乐福被一名60多岁的精神病人砍倒,其中一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2013729上午,家住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南路龙丽园的何某,因精神病发作下楼行凶,其父阻拦不成。何某冲进路边一小吃店抢了一把刀并将阻拦的店主砍伤,走上街道继续砍人,造成35伤,后本人用刀自残。

2013822上午,江苏盐城东台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到东台市富安镇十灶村6组村民的电话求助,称村里的精神病患者孙某需要入院治疗。医院安排人员到村里收治孙某,哪知孙某突然发作,用刀刺伤了前去接他的一名医生。

见孙某情绪狂躁,医生只好报警求助。富安派出所24岁的民警卜京,带领辅警袁林俊到现场处置。在这过程中,卜京试图控制孙某,不幸被孙某用尖刀刺中心脏,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辅警袁林俊也被捅伤。

东台市公安局一位熟悉卜京的中层干部说:“卜京毕业于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是2011年到东台公安局的,在派出所里各方面表现非常优秀,和女友登记结婚不久,连酒席还没办呢。”卜京不仅工作努力,还很有才华,“年纪轻轻就这样因公殉职,实在让人惋惜。”

卜京在南京上学时的班主任杨旭兰老师说,“我们学校老师听说后,都很痛心,一个优秀的学生,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专长发挥出来,就这么走了,真是可惜。”“在校期间每年都获得一等或二等奖学金,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组织能力很强。”老师说,卜京做事很踏实,平时话不是很多,但性格属于开朗的那种,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很稳重。老师至今记得,当年院系推选校级三好学生时,卜京在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状态下当选。他还是当年院系的优秀毕业生。在专业方面,卜京学习也很深入,物证方面很厉害,在案例分析课上,他的见解都很独到,曾被同学称为“神探”,一颗警察“新星”就这样陨落了。

201441819时左右,在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建业路,六岁男童小鑫正在自家门口吃着雪糕和小伙伴们玩耍时,突然被一名女精神病人从后背连捅两刀。“其中靠近肩颈位置的一刀较轻,另一刀捅在后背中心位置,直接刺到骨头里。”广州番禺中心医院骨外科主任肖立军表示,“这是一种脊髓的横断伤,基本没有恢复可能,除非出现奇迹。”小鑫父亲黄先生说,入院20多天后,小鑫下半身失去知觉,屎尿不能自理。医疗费接近7万元,尽管有一些好心人士捐助,但并不足以支付小鑫未来的医疗、生活成本。

2014428,陕西永寿县房家村一名精神病患者拿刀挟持了他的母亲,县公安局与之周旋近4个小时,最后三名民警受伤,才将其控制住。

201458810分左右,在江西省黎川县日峰镇家家乐超市,一名精神病患者自携刀具将正在超市购物的4名群众刺伤。

20141120凌晨326分,秦皇岛市北京军区北戴河疗养院(原281医院)食堂员工李小龙,从该院100号家属楼1楼窗口进入女职工宿舍,杀死1名宿舍管理员和6名护士,砍伤1名护士。有消息显示,罪犯李小龙可能是因为与其中的一名女护士谈恋爱,因为感情问题而导致偏激行为。经审查,李小龙与被害人无直接矛盾,其供述称自己有精神病史,因悲观厌世动了杀人念头。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都绝不可以成为其杀害他人的理由,无辜的生命命丧刀下,令很多死者家属痛不欲生。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南蚌村傣族男子冯岩相团,20多岁,身材高大。201412267他起床后精神异常,对家人进行辱骂威胁,并拿起家中日常砍柴用的砍刀砍杀自己的爷爷和妈妈,然后冲出家门追砍杀邻居及过往村民,致5人死亡,10人受伤。冯岩相团杀人后回家洗澡并坐在家里看电视,“非常淡定”。

……

精神病患者的暴行,给受害者留下的是难以弥补的巨大伤痛。

臧必红的女儿珊珊(化名),是凶案的第一名目击者。当天下午,当11岁的珊珊独自放学回家时,映入眼帘的是倒在血泊中的奶奶和妈妈……事发后一段时间,她没有去上学,每天和父亲丁国辉在家。尽管孩子平静懂事的表现,让见过她的人都感慨:“这个孩子很坚强。”然而,当说起妈妈时,女孩再也止不住泪水:“我昨晚还梦见妈妈……”

丁国辉说,妻子很能干,本是家中的顶梁柱,还计划着今年买辆车,全家出去玩。可如今,妻子和母亲都走了,家里真的很困难。他为了照顾女儿和父亲,只能重新找了一份月薪2000元不到的工作,甚至,房子里血迹斑斑的墙壁和地板,都没钱重新修缮,现在全家搬到了以前乡下的老房子里住,下雨天床上会淋雨……

被砍伤的6个孩子,也都和珊珊同校。伤得最重的7岁男孩小杰(化名),头皮外伤颅骨骨折,颅内少量出血,曾在重症监护室救治,所幸脱离生命危险。5个多月过去后,受害学生的家长们说:孩子们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小杰看到红色的东西就会害怕,一度连西红柿都不敢吃,每天要洗几十次手;小威原来很调皮,现在胆子变得很小,不敢一个人睡觉,也不敢一个人走进超市;周周学习成绩下降;小宇的头上留下明显刀疤;薇薇和小林经常莫名其妙苦恼……

小杰的父亲说,儿子不再像以前那么活泼,头痛时会很暴戾,狠狠地砸键盘,而他头上那道6.2厘米长的伤疤,成了永远的痛,只要谁摸他的头,他就出手打人。

在精神病伤害案中,尽管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和损失是巨大的,但要想获得相应的赔偿却非常尴尬和艰难。

广州番禺六岁男童小鑫被女精神病人刀捅后,警方说:“对方是精神病人,平时都是捡垃圾吃,也找不到监护人,去哪里找赔偿?”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精神病人臧必君砍人事件发生后,尽管镇政府为受害者支付了医疗费用,但受害者们还提出,希望得到凶手的赔偿,后遗症的赔偿问题要有个说法。

臧必君的妹夫丁国辉很纠结。面对凶手是自己妻子的哥哥,面对凶手家里的一贫如洗,他发现这份民事起诉状难以成行。臧必红办丧事时,臧必君的妻子朱霞曾拿出东拼西凑的两万元钱,在此之后,其他的民事赔偿都没有解决。

受害学生小杰的父亲,准备等孩子的伤情做了医学鉴定之后,再提起民事诉讼,拟定被告是臧必君的监护人朱霞。

尽管案件已经移交法院,法官已对臧必君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但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彭丽娜还是没有“放下”这起案件。

2013724的庭审,正在接受治疗的臧必君没有出庭,主治医生诊断,患有精神病的他,不具备出庭应诉的能力。《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201311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因此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的权利是一种保障。然而,一旦进入强制医疗阶段,就意味着受害者很可能得不到民事赔偿。”彭丽娜解释道。

在公安受理阶段,侦查人员就发现臧必君的精神不正常,移送到奉贤区检察院后,检察机关也鉴定臧必君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鉴于他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且其家庭缺乏监护条件,目前病情很严重,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奉贤区检察院向奉贤区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臧必君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不能走‘刑事诉讼附带民事’程序,就算受害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臧必君的亲属没有赔偿能力,受害人的权益就无从保护。”

作为臧必君的监护人和妻子,朱霞苦恼地摇摇头:“我是家里经济的唯一来源,还要照看两个小孩读书,没有民事赔偿的能力。”经过检察机关核实,臧必君夫妇没有积蓄也没有房子,朱霞的收入刚够抚养两个孩子。

那么,两名死者和12名伤者,还有什么渠道可以得到赔偿呢?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谢佑平认为,这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补偿完全依赖于被告人和其监护人的经济能力,但大多数案件当事人都与臧必君的妻子情况类似,拿不出钱进行赔偿。而兼顾被申请人和被害人利益,依法维护各方权利,是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重点,因此建议采用刑事被害人救助的途径为被害人争取赔偿。

具体而言,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可在办案同时对符合救助范围、救助条件的被害人开展救助。被害人得到救助后,一旦犯罪嫌疑人或监护人具备了赔偿能力,公检法可以依法再予追偿;还要设置合理的救助模式,确保救助公平及时,杜绝重复救助,明确救助机构、救助审批程序和救助金发放等程序。

然而,我国尚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专门法律。上海目前依照的是地方相应的工作意见和规范,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发放救助金,给予适当的经济资助。

彭丽娜说,学校已对受伤的孩子进行学业和心理辅导,而对案件中受害的几个成年人的帮扶救助,相应的社区配合度就不高,认为“没有这个义务”。

在我国社保配套制度和公益救济手段还不尽完善的情况下,精神病人行凶案中受害人要想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是相当尴尬和困难的。

 

难以承受的家庭之痛——家庭监护有心无力,一人患病拖垮全家

对很多家庭来说,家里有一个精神病人是家庭不能承受之重。照顾精神病人,一个家庭在人力、精力、时间上均不济,又由于精神病人自己不能正常工作生活,治疗康复费用又很高,在经济上一个家庭也是承担不起的。重症精神病人还随时会有伤人危险,家人和周围的人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真正是一人患病、一家遭殃、一村受害。于是,很多精神病人得不到亲人的有效照顾,要么被用铁链锁在某个阴暗的角落,要么在社会上流浪自生自灭,还有的甚至被家人杀害。

南京市民先生的母亲已经80岁了,先生说:“我母亲是大学生,因为在‘文革’的时候受到冲击,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些年,一直是父亲和我照顾她的,但是父亲年纪大了,今年82岁,照顾母亲实在是力不从心。而我们因为工作太忙,也不可能每天时时刻刻都看着她。”

先生说,家里原先请保姆,但是母亲一发病,就没法控制自己了,比如烧菜的时候不准放油,有时还会骂人,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个保姆了。“我们也曾送她到脑科医院,但因为住院有限制,最多两个月就必须出院;我们还想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去找人照顾,可是跑遍了全城,没一家养老院肯收。”先生非常无奈。

同样心力交瘁的还有鼓楼区的方奶奶。方奶奶今年70岁,但看上去却像八十多岁的,“操心啊,每天都要满大街地找儿子。”方奶奶说着说着就哭了。

方奶奶的儿子今年40多岁了,患有精神分裂症,没有结婚,班也不上了,每天就蓬头垢面地在马路上乱跑乱喊,有时能从新民路跑到清凉山一带。家里的东西都被他砸光了,有一次还把社区的玻璃门给砸了。邻居也是怨声载道,常跑到社区告状,担心他会伤人。

想送到脑科医院去吧,平均一个月就要花1万块,这让方奶奶很纠结,因为住不起医院,“现在就靠我的退休工资养活我们娘俩。我现在活着还好一点,能弄点吃的给他,我走了之后,谁来照顾他呢?”

在北京怀柔镇王化村,从1987年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王某在父亲去世后,由于在外跑长途的弟弟“无法像父亲一样天天看着他”,病情变得越来越糟,终于在村口拉住了上学路上11岁的小鹏,并用石块敲死了他。

由于“精神病是一种‘高消费’病症,很容易使精神病人家庭处于贫困状态。”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说,治疗一个疗程平均花费3500元,一年下来要几万元,重症患者要十几万元。精神病属于终身药物控制疾病,不能停药,对一个家庭来说负担很重。相比城市,由于受农村传统观念、经济条件和社会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影响,农村的精神病患者更难得到有效的救治和管理,他们的境遇更让人揪心。

照料负担不仅体现在体力和经济上,也体现在心理上。一项对精神病人配偶的调查表明,他们生活质量的许多方面远低于同龄人。对其生活质量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有:担心治不好、担心复发、担心危及社会、担心遗传给子女、担心被人瞧不起等等。

在重重压力之下,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就将精神病人遗弃街头、禁锢家中或者杀害。

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锦程村21组村民施雪九家屋后,有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这间又臭又黑的屋子里关的是他们精神失常的儿子施洪卫。今年45岁的施洪卫已经被关在这里16年了,为了避免他出去伤人,年迈的施雪九夫妇不得不用铁链把他拴在屋内。

关施洪卫的小屋外杂草丛生,屋子里黑漆漆的,因为施洪卫常年大小便失禁,远远一股恶臭迎面而来。屋内一个全身裸露的男子蜷缩在墙角,身上盖了一条已经看不出颜色的毯子,脚上戴着铁链,目光呆滞,胡子拉碴,头发胡乱顶在头上。

屋子内空荡荡的,中间摆着一块木板,“本来是想让他睡在上面的,但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躺在地上。”施雪九说,在房间内,还装了一个吊扇,虽然儿子什么都不懂,但老两口还是怕他热着。

今年74岁的施雪九从儿子生病一直照顾至今。施洪卫小时候成绩很好,一个班60个人参加高考,考取了4个人,儿子就是其中之一。当年就读于扬州工学院的施洪卫还是学生会主席,1990年从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南通市无线电器材厂当助理工程师,本来前途一片光明。

施雪九说,在儿子工作两三年之后,所在单位的书记找到施雪九,说他儿子晚上不睡觉,经常半夜敲别人的门,还经常胡言乱语,应该是受到惊吓所致。

于是,一家人把儿子接回家,在海门精防院治疗了两三次没好转又转到南通市精防院,住了90天依然没治好。

施洪卫的母亲宋祖珍72岁了,有二级残疾,现在大小脑已经萎缩。谈及儿子,她总是忍不住落泪。她说,一开始儿子还能认识人,也就没把他关起来,但后来经常瞎跑、伤人,还把邻居家的门窗都打碎了,不得不把他关起来。现在他已经谁都不认识了,大小便全部弄在身上,一天三餐老伴每顿都给他送过去,但他不吃就会扔掉。天气凉了给他送被单,他全部撕碎,只能给他铺点稻草。

施洪卫每个月有1000元左右的退休慰问金,施雪九的退休工资每月有200元左右,加上低保,全家每个月约有1500元的生活费。“这远远不够。”施雪九说,自己已经做了三次手术,老伴身体也不好。现在已经申请了特困户。

在江苏省宿迁市,一名男子遭车祸患精神病,妻子无奈将其锁进铁笼六年。根据河北省一项流行病学调查,在当地被关在笼中或被铁链锁住的精神病人,约有10万人。

还有一些家庭将精神病人遗弃街头。例如在海南,据不完全统计,该省约有精神病人13万多,能得到治疗的仅1%,在一些偏远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精神病患者往往被当成“疯子”而遗弃。这些游荡于社会边缘的精神病患者,或是“任人宰割”成为受害者,或者行凶杀人成为害人者,这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不安全。

最为严重的是,承受不了重症精神病患者重压的家庭会将病人杀害。

201073,吉林梨树县农民白小涛杀死了患精神病的妻子刘影。白小涛称,刘影十多年来看病花费巨大但无好转,病发时会拿刀砍人,还多次举起儿子要摔死。出事前,刘影又抓伤白小涛,还用菜刀剁死了鹅,吓得女儿不敢回家。白小涛称,201073半夜,刘影起来烧衣服,他一狠心从后面用绳子勒死了她。江苏兴化一精神病儿子在家中施暴伤人,四亲人不堪忍受将其杀害。重庆一男子照顾精神病妻子40年,为结束妻子痛苦将其杀死……重症精神病患者酿成了一个个家庭悲剧。

精神病人不幸,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家庭成员也不幸,他们都成了社会的贫困、弱势群体。

 

难以承受的救治之痛——病院一床难求 病人严重缺治

近年来随着精神病人不断增多,作为收治精神病人的精神病院却一床难求。

在南京市,不少家属都表示,想送精神病人进青龙山精神病院非常困难。

对此,青龙山精神病院院长王明忠也是一肚子委屈,现在全院只有1059张床位,但是现在已住进来1270名病人,早就“超载”了。

作为南京市民政局下属的一家精神病院,他们不仅要接收低保家庭的精神病人,还要对救助站送来的流浪精神病人进行治疗。而且,公安机关经常会送来一些肇事病人。

“精神病院不像普通医院,不能在走道里加床,病人离得太近,夜里会打起来的。” 由于床位紧张,对于不少想入住的病人,院方只好拒收,为此还遭到了不少投诉,“没办法,变不出床位啊。”

在青龙山精神病院,四五人一间很普遍,还有8人一间的。

王明忠说,造成床位紧张的主要原因是病人只进不出,床位流动不起来。大量的病人长期住院,最长的已经住了60多年,从1952年建院开始一直住到今天。“我们有个初步统计,在这里住院21年以上的占20%,住院1120年的占16%,住院510年的占61%。这些长期住院的精神病人多数病情很稳定,是有家、有监护人的,因为家庭没有能力照看,再加上社会的偏见,大量病人把医院当成了养老院。到2013年底,病人中60岁以上的已近四成。”

目前,在南京收治精神病人的医院包括民政系统的青龙山精神病院,卫生系统的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江宁、溧水、高淳、六合也各有一家精神病院,总共加起来约有3000张床位。

“据我们所了解,南京现在至少有1万名重症精神病患,我指的是有肇事倾向的,这就意味着,病床缺口至少达7000张。”王明忠说。

此外,医护人手不足也是精神病人救治中遇到的难题。

就拿南京市青龙山精神病院来说,原本全院有医生62名,护士270名,平均每个医生要照看20个病人。工作压力大,待遇也不高,又地处偏远郊区,导致医护人员的流失率很高,“ 2012年走了4个医生, 2013年又走了6个。”

 2013 820日,江苏省卫生厅直属的事业单位招考网上报名,不少大医院虽然不给编制,但依然吸引了很多人去争抢。对此,王明忠感慨,我们也是事业单位,只要本科生愿意来,就给编制,但却年年招不满。

2013年上半年想招13名医生,最后报名参加考试的有15名本科生,结果只有7人笔试入围,原本面试还要再淘汰的,但是为了能尽快补充人手,所以7人面试后全都录取了。到了要定岗时,又有两人放弃了。”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郑州市内唯一一家治疗精神病的专科医院)院长霍顺利无奈地说,比缺医生更紧迫的是缺护士。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比普通患者更多的监护和照顾,可是精神病医院护士却面临着压力大、责任大、待遇低的现状,常年超负荷的工作和来自社会的歧视使得精神病医院护士流失严重。“其实全国的精神病院都长期面临人员不足的困境,全年招聘已成为常态。我们医院2013年招了8个护士,2014年全走了。”

医护人手不足并非个别现象。根据我国精神卫生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每万人口精神科病床数的最低、中等和较高配置分别为1.485.648.61,而不少城市并未达到最低配置标准。以深圳为例,平均每万人拥有精神科病床仅为0.22张。我国注册精神科医师也只有2.05万人,护士3万人,专业医师和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比例是1800,每万人口执业精神科医生数1.5名,远低于全球3.9名的平均数。

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说,目前精神病专科医院设在地市一级,大量的精神病患者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患者得不到治疗,缺医少药,非常困难。

精神卫生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导致全国很多精神病人处于“有病缺治”状态。曾参与我国精神卫生法起草的专家、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谢斌表示,综合前几年的数字来看,全国只有20%的精神病人能够得到有效治疗,其他80%的病人都没有得到有效治疗。马力说,我国1600万名重症患者中只有不到30%的人可以得到救治。

另外,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认为,精神疾病的治疗是成体系的,度过急性发作期的患者本来可以回到社区进行康复治疗,但目前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从社区确诊到医院治疗再回到社区的完整救治体系并不健全,现在患者是发病后直接送医院,出院后又回到家,这无疑导致了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很难。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理卫生科教授孙华说,一些精神病患者,因为出院后没有接受正确的康复治疗,导致疾病复发,有的关进笼子里,错过最好的治疗时机,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丧失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功能,成为一个废人、拖累。

孙华介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需要长期服药,出院后的社会康复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很多农村的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后,家里就只有留守的老人和儿童,没有人监督他吃药,很容易就出现断药的情况。”

专家认为,目前在国内,精神疾病康复治疗机构普遍呈现缺失的情况。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介绍,广西目前只有60家能够收治精神病人的精神卫生机构,其中只有两三家医疗机构开设有精神康复科,而且主要针对一些轻症病人或者长期住院的病人,不是为出院后的精神病人提供康复治疗服务。而专门的社区精神疾病康复机构基本空白。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卢贵基说:“目前以社区为基础、让精神疾病患者获得便捷、价廉的精神卫生服务网络还不健全,社区康复人才及机构严重不足。”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重性精神疾病的管理已经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内容,在广西,精神病康复环节主要依靠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定期地进行随访,指导精神病患者的用药和康复。但由于相关资源匮乏,很多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缺乏精神疾病治疗知识,无法完成相关的工作。

而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还导致了精神疾病患者“出院难”、精神病治疗机构人满为患的局面。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胡超云说,有的重性精神病人住了8年本该可以回家了,但是由于身边缺乏精神疾病方面的专业人员,家人一直不敢接他回家,害怕病人再次发病。由于条件有限,精神科没有康复病区,新旧病人混住,治疗有所缓解的病人,受到刺激后很容易复发。

2004年南京曾下发文件打算建立社区工疗站,这是让精神病人重返社会的过渡康复机构,当初设想是每个区都建有一个。工疗站内有专科医生,负责监督病人吃药,并安排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和文体娱乐活动,同时进行治疗监护和心理康复。遗憾的是,这项工作至今没能做起来。由于经费困难,原来建起来的几家工疗站也逐步消失,目前仅剩秦淮区还有一家。

专家们也指出,由于事情琐碎,相关法律法规缺失,对精神病患者的救助管理,公安、民政、卫生、残联、综治办等七八个部门都有责任,但现实情况是“大家一起管,就大家都不管”,导致一些精神病人屡次犯案。

20112月,34岁的黑龙江省肇州县丰强村无业村民安利波,在上海两次持刀行凶、抢劫,后因诊断为精神分裂,作案时为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被遣送回原籍。在家乡的一年里,安利波本应被相关部门严加看管,并定时回访,但由于监护人、村委会、警方、县民政等一系列责任人的监管缺位,这个危险的精神病人再度离家并犯案,于2012711在北京再次持刀行凶,砍死一名美国籍62岁男子,造成了又一桩人间悲剧。

现实中,监管缺失情况大量存在。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提供的数据,截至201371,广西在册登记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有70144人,其中约有15%~20%有肇事肇祸倾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卢贵基介绍:“针对治愈出院后的病人,以及那些没有住院接受治疗的患者,所做的建档、监测、护理工作则更加少。”

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街道残联专职委员杜勇介绍说,尽管近年来南京把这些家里有精神病人的困难家庭纳入居民医保,然后由残联申请,让这部分精神病人免费服药。但是精神病人大多都不愿意主动定时吃药。“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上门督促他们的家人。除此以外,也没别的法子了。”由于精神病患者的病耻感严重,很多精神病患者都不愿意去医院就诊,所以残联随访的拒访率也很高。

南京市残联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南京市各类精神病患者约有10万人,而真正到医院治病的患者人数不足一成。这10万人中,各区县申报上来并录入到残联电脑库中的有3万人。其中,仅1.3万人领取了残疾证,病人家属对于家中有精神病人的消息更是能瞒就瞒。(未完待续)

2015年07月29日

莫让精神病患者成为社会的“炸弹”——透视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肇事肇祸事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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