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帆

2015年新年伊始,从来遇事淡定的“火华社”“社长”刘烨有些着急——因缺席了其主演电影《北京·纽约》的首映式,有人谣传他“吸毒进去了”,这让正在山里拍戏的他好一阵上火,赶紧“织起”“围脖”辟谣:“山里拍戏,哥也是兼职摄影,张译老师很难拍,他好帅。另外电影《北京·纽约》这几天上映,望支持。”并附上自己一身乡村打扮的剧照……

刘烨没事儿,可演员王学兵摊上事儿了,310,有媒体报道,王学兵因涉毒被北京警方抓获。据透露,他是在家中和其他演员被警方带走的。看这阵势,明星们“前赴后继”,仿佛在继续着2014年的节奏——

2014年,陷入毒窝的明星不在少数,从歌手李代沫因吸毒和容留他人吸毒被抓之后,张元、宁财神、张耀扬、何盛东、张默、高虎、柯震东、房祖名、王婧和尹相杰先后被抓获。从导演、编剧到演员、歌手,网友戏称这阵势都可以上演一部“监狱风云”了。

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提及过去一年艺人涉毒,多位文艺界委员均表示应守住底线、净化文艺圈。巩汉林委员受访称,“不管什么人,首先得自律,要明白,你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法律都不遵守的话还谈什么名人。” 尹力委员认为:“这样的不良行为不光是艺人自己,对整个演艺界、娱乐圈都带来了负面影响。”陈思思委员表示,“希望能够净化娱乐圈和文艺圈,也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够自尊自爱自守,能够带动更多社会的正能量。”

事实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明星吸毒的新闻并不少见,这样的新闻极具话题性和传播性,很容易成为热点公共议题,但是大多数的讨论不应局限在娱乐新闻的范畴内,在一个更加文明开放的社会里,我们应该将此作为一个棘手的社会难题来考量。

明星涉毒的特殊性在于:明星的粉丝号召力是商品,但是一旦沾上“毒品”,就会面临舆论和社会道德的审判;明星最广泛的受众是青少年,是被社会保护的一个群体;明星赖以为生的“媒体曝光率”,会在此时无限放大这一问题。

“明星+毒品”的公共事件有很强的传播属性,可以引申出很多议题,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事实上,在道德、法律和舆论的三个框架内,明星、毒品、青少年这三个因素相互博弈,使得明星涉毒事件成了社会最难解的问题之一。

而明星涉毒的衍生话题同样重要。人们不仅需要担心明星涉毒的恶劣影响,更要考虑当社会对明星惩处时,会不会侵犯对人类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法律和言论边界,比如有人主张对涉毒明星从重处罚,这有悖法律公平的精神;有人主张对明星进行封杀,但这是否是言论乃至人身自由的侵犯仍然值得商榷。

 

    亚文化的力量有多强?

涉毒的明星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吸毒者,也是明星。所以他们首先具有吸毒群体共有的特征。吸毒群体的形成是一个典型的亚文化群体的形成过程,而亚文化群体具有自我繁殖和壮大的能力。

江苏省行政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韩丹曾经面对面访谈过多名吸毒者,尤其是吸食新型毒品的年轻人。他在论文《吸食新型毒品的亚文化视角分析》中指出:“在个体从初次接触到彻底成为新型毒品吸食者的过程中,群体亚文化氛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吸毒的小群体就属于他所说的亚文化群体,新加入的成员会通过一对一的模仿,逐渐学会新型毒品吸食的技能和方法,导致吸毒行为快速蔓延。在这个过程中,群体成员对毒品的态度也会逐渐改变,从恐惧、刺激,到习以为常,最终使吸毒成为根深蒂固的嗜好。此时,被亚文化群体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都会扭曲,这也会对个体形成文化压力。害怕被团体排斥、害怕无法融入的心理,让群体成员最终忠诚地拜倒在毒品的圈子图腾之下,吸毒成为了一群人的互动游戏。

明星涉毒的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李代沫、柯震东和房祖名这样的年轻明星,他们都是在与同龄人一起沉浸在毒品中时被抓捕,具有很明显的亚文化群体的特征。

不过明星吸毒群体也有自身的特点,他们普遍经济能力较好、社交频率较高、工作压力更大,甚至会有人用毒品来减肥。

2014年因为毒品锒铛入狱的众明星中,有的是知名导演,有的是乐坛新星,有的是初次被捕,有的已经是多次进“宫”。但是如果结合群体的个性和共性特征对明星涉毒进行详细分析,他们接触毒品的原因无非以下几类。

第一,有的明星将毒品当作社交工具,歌手满文军就是在自己的生日宴以毒品招待朋友,而明星饭局上以毒品往来似乎并不少见,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交方式。曾经有一位新加坡歌手披露歌手吸毒内幕,他说吸毒歌手当中有的新人则是为了跟前辈混熟、争取更多成名机会。国家禁毒办副主任李宪辉曾分析过,近年来被抓获的明星并不是不知道毒品的危害,其涉毒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是明星群体往往受“圈子文化”“亚文化”的影响较大。进入这个圈子,会产生一些群体模仿效应,如果“大哥”“大姐”都吸了,你不吸,可能都进不了这个圈子。

第二,有的明星将毒品当作灵感来源,宁财神因为吸食冰毒被抓获后称自己是在大密度写作的时候吸食毒品,皇后乐队的主唱莫库里经常一边吸毒一边写歌,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有很多写作者都声称会用毒品来刺激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用兴奋感来刺激灵感。

第三,将毒品当作解压工具,香港歌手卫诗因为在日本涉嫌藏毒案获刑。她供称自己是因为入行初期工作压力及传媒的负面报道,令她生活不开心,因而染上毒瘾。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精神科医师指出,毒品作用于大脑的愉悦中枢,有使中枢神经兴奋、放松或产生幻觉的功能;演员因作息不稳定,情绪易随镁光灯与观众掌声起伏震荡,如果加上身边有接触毒品的管道,极有可能透过毒品释压,是吸毒的高危险群体。

第四,将毒品当作减肥药,歌手周彦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爆料称,国内某些一线女明星靠吸毒来减肥。

第五,将毒品作为身份符号,表现自己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和蔑视。国内外很多摇滚乐队的乐手都有吸毒史,罗琦是中国第一个被揭露吸毒的女明星,当时她是摇滚乐队指南针乐队的主唱。她接受采访时曾说过吸毒是“因为身边有很多人都在尝试,就是一种好奇,是追求时髦的一种虚荣心,而且圈里很多人都在追求叛逆和标新立异,希望活得更有个性”。

明星的经济能力也允许他们消费毒品,以演员房祖名为例,他吸食大麻的时间已经长达8年,张元、张默的吸毒史也已经很长,他们的高收入可以保证毒品的供应,而不必像很多普通吸毒者那样以犯罪来筹集毒资。

可以这样说,因为经济能力允许,明星吸毒不仅不会减少,而且会增多。他们的经济能力会让他们更容易成为贩毒人员的目标、更容易获得毒品,我国近几年的情况和他国的众多的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偶像”的堕落坑了谁?

社会学家周孝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明星们塑造的艺术形象特别是一些优秀人物形象,容易使受众对他们产生隐性认同。他们的声望与号召力,常常可以影响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群体。倘若明星们对自己的‘生活作品’玩世不恭,轻者会使人产生认知错位,重者会导致‘粉丝’们纷纷效仿,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明星涉毒案件数量的上升是中国越来越严峻的毒品问题的一个缩影。根据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4中国禁毒报告》,截至2013年底,全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247.5万名,这个数字是1991年的17倍,仅仅2013年一年,全国新发现登记吸毒人员36.5万余名,查获有吸毒行为人员68.2万人次。

但是,普通人吸毒和明星吸毒的危害性并不在一个维度内,普通的吸毒者的大部分会以非法行为来筹集毒资,明星因为收入较高,犯罪的可能性较低,但是明星无形的社会影响力不可预知,尤其是要考虑到明星对青少年的影响。

中国吸毒人数如滚雪球般增长,其中,青少年涉毒者比例明显上升。国家禁毒委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4月,35岁以下青年占登记吸毒人群的75%,而在2009年,这个比例为58.1%。在北上广等大城市,青少年吸毒者的比例更高,北京市禁毒委2014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登记在册的2.6万余名吸毒人员中,35岁以下青少年达到2.2万余人,比例已高达88%。“青少年”已经多次被指定为国际禁毒日的主题词。这些数字非常让人担心,而作为青少年崇拜偶像的明星的吸毒事件的频发,无疑会使这些问题雪上加霜。

青少年之所以成为偶像崇拜的主角,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现实中的自我和理想中的自我的冲突和矛盾最为突出,青少年更容易对现实中的自我产生不满,并为这种不满寻找外部世界的寄托,最终落在偶像身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非常重视个体的早期经验和人格发展,偶像崇拜是人类的本能,这样的本能会以社会许可的方式被表现出来。人在青少年时期从依赖走向独立,他们需要找到一个自认为完美的学习的仿效的对象以确立一个稳定的自我形象,而明星在某些方面的突出特点正好可以满足青少年的这一需求。可以说,青少年对偶像的崇拜既有人类本能的驱使,又有某一阶段个人内在的需求。

亚文化理论认为,很多时候,个人会屈服于亚文化群体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也许与主流社会法律和价值观背道而驰。粉丝群体是一个典型的亚文化群体,群体中的个人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偶像”的影响,甚至会屈服于“偶像”的理念,即使这样的理念有悖于法律和道德。

在这样的背景下,偶像就对青少年的人格塑造和早期经验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青少年阶段是对人生的探索时期,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需要外界的引导,同时自制力还没有成熟,因此可能会选择错误的榜样进行模仿。

眼下看来,除了寄希望于明星的个人品质,社会和公众并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防止明星成为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在美国,贾斯丁·比伯尽管一再违反公序良俗甚至法律,却依然是青少年群体中最炙手可热的偶像;林赛·罗韩多次因为吸毒和酒后驾驶被逮捕,但是依然有源源不断的片约和广告送上门来。

当然不能将青少年吸毒的所有原因归于明星身上,因为根据调查,父母和家庭的因素才是青少年尝试毒品的主因,但是在青少年的问题上,怎样防范都不为过,无论国内国外,政府、公众和社会都在以最大的努力保护青少年免受负面影响。比如,现在普遍实行的电影、网站分级制度,都是在以极大的社会资源对青少年进行保护,比如在影视作品中不准出现吸烟和驾车不系安全带的镜头,就是为了防范这些不良行为对青少年的影响,更不用说吸毒这样的行为。

 

“偶像”涉毒,毁掉了什么?

之所以要对明星的吸毒行为进行更加强有力的约束,是因为很多明星身上负担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个人形象,几乎所有明星都热衷参与公益事业,有些还是公益事业的代言人。换言之,他们的个人形象有时候还关系着公益事业的形象。

公益事业和明星是互利互惠的,公益事业可以利用明星的号召力募集资金,明星也可以在公益事业中美化个人形象。比如,濮存昕发起了关爱艾滋病患者的“红丝带基金活动”,李连杰与中国红十字会联合发起“壹基金”;李亚鹏王菲发起的“嫣然天使基金”。他们各自是这些公益的代言人,这些项目得益于发起人的个人号召力,但同时对发起人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

事实上,有很多的公益项目因为代言人涉毒而受到冲击。满文军曾经是“中国慈善基金总会脑瘫儿童慈善基金会”的形象大使,他吸毒事发后,脑瘫儿童慈善基金会受到了巨大的牵连,随后撤消了满文军的代言人身份。

20136月,房祖名无偿受聘担任上海献血形象大使,任期为一年。房祖名涉毒案发后,上海地铁赶紧拆除其担任形象大使的无偿献血公益广告牌。上海市市血液办主任朱跃国表示这一类广告已经不适合发布,不利于社会各界对于无偿献血的正确理解。

但是,这并不能平息公众的质疑,因为根据国家无偿献血身体健康检查要求,有吸毒史者被列入了终身不能献血人群,而房祖名曾经高调参与献血活动被人认为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样的言论在网上传播甚广,会让人们对血液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产生质疑。

正是因为明星和公益活动互利互惠的关系,很多明星都把参加公益活动作为自己洗脱不良形象的工具。当年满文军出狱后,马上就去参加为脑瘫儿童募资的活动,而且5年来一直坚持。201412月,出狱后的柯震东第一时间参加的就是公益活动,希望借公益活动复出并改善形象。

 

    涉毒“偶像”能宽恕吗?

在明星涉毒引起的社会讨论中,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强——放松毒品管制。一些知识分子,例如罗永浩、连岳提出了“吸毒是个人自由”,并且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这样的论点获得支持有多重原因:首先,很多人认为毒品和烟酒是同类产品,该议题的发起人之一、心理咨询师李雪说,从道德中立的立场来说,“我不说吸毒增加灵感是好是坏,事实是灵感创造力从潜意识来,毒品和酒精有类似作用,会放松思维,增加人的创造力”。其次,市场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对毒品的管制堵塞了毒品作为商品自由流通的渠道,如果放开毒品管制,吸毒人数和涉毒犯罪会大幅度减少。再次,还有很多人援引科学研究来证明大麻这样的软性毒品对人体的危害并不大。

尽管大多数并不认同放松毒品管制,甚至会严厉谴责这样的观点。但是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上,任何观点都有流通的权利。

不过有一点不可否认,放松毒品管制这样的观点背后是一个越来越宽松的舆论环境。相比以前,社会和公众对吸毒的容忍度增加,明星们更容易获得谅解,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

以满文军为例,2009519,满文军因为聚众吸毒被行政拘留14天。被释放之后,满文军多次出席慈善活动,希望为自己挽回形象。业界也并没有完全封杀他,他当年还参加安徽卫视元旦晚会录制。不过,在过去5年里,满文军几乎绝迹综艺节目,从去年开始才陆续参加《军歌嘹亮》、《中国音超》等节目,他参加《我是歌手》更是一波三折,曾经因为吸毒往事被导演雪藏了一年。

相比满文军复出之路的坎坷,更多的

明星很快就走出了舆论的压力,继续成为舞台的焦点。对大多数明星来说,涉毒丑闻的曝光并不意味着演艺生涯的终结,反而可能因为丑闻得到了更大的曝光率和更高的身价。

2014527,歌手李代沫因为容留他人吸毒获刑9个月。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仍是演出商眼里的摇钱树,公司也没有放弃他,复出之后已经确定的商业演出达到二三十场。

2011年,孙兴、莫少聪因吸毒被抓,之后的几年,他们的身价不降反升,从吸毒事件曝光前的十多万元涨到了上百万元。莫少聪参演的电影《给你点儿颜色》甚至以这个丑闻为宣传,电影海报标题是“莫少聪吸毒事件被捕后第一次银幕亮相”。

即便是像谢东这样屡次被抓的,在二三线城市依旧有市场。有演出商说“一线城市的商演,还是会挑选正能量的艺人。但是二三线城市,那些吸毒明星照样很有市场。当地的老百姓,可能不太在乎这个歌手是否吸毒,而在乎他的歌曲是否有传唱度。譬如谢东的《笑脸》、高明骏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满文军的《懂你》等等。而他们的商演价格原本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加个几万块,很抢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市场对明星外貌、才艺方面的高要求,使得明星成为了市场上的一种稀缺资源,垄断性很高,今天,这样的资源形成更加不易,因为明星面临着更高强度的竞争和更挑剔的观众。其次,明星资源的变现是因为其拥有另一项稀缺资源——注意力资源,在纷繁复杂的信息社会中,公众每天都处在信息轰炸之中,明星凭借其对粉丝的高吸引力获得了了公众的注意力资源,也成为了链接消费者和广告主的渠道,将注意力资源变为真金白银。

像宁财神这样的知名人士并不是演艺明星,而是属于幕后的工作者,吸毒所带来的公众形象的破坏并不会影响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换言之,只要有人喜欢他的剧本,他个人形象的好坏似乎并没有多大影响。2014624,宁财神因吸毒被警方控制,76拘留期满释放,721接受采访时表示完全不后悔吸毒,“这个有什么后悔的”,丝毫没有悔意。

 

    如何用“主流”对抗“支流”?

今年春晚,对演员的选用的一个原则就是不用有污点的演员,这个污点当然包括吸毒。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教授胡光伟等专家呼吁吸毒明星应该退出娱乐圈,“不是道个歉就可以原谅的”。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斌认为,明星偶像一旦触犯法律和道德底线,应严肃处理。“不能给公众留下一种吸了毒发个声明道个歉就了事的印象。”他建议,未来应增加公众人物违法和触犯道德底线的成本,“一旦丑闻认定,就应该脱离这个领域,不能继续以偶像明星的身份示人”。有很多网民还呼吁对涉毒明星从重判罚。

2014813,北京42家经纪公司和演出团体签订了《北京市演艺界禁毒承诺书》,承诺将不录用、不组织涉毒艺人参加演艺活动,净化演艺界队伍。演出公司还承诺将面向演艺人员,开展经常性法律法规宣传活动,不断提高其法律意识。

北京市禁毒办副主任金志海在当天表示,希望作为公众人物的演艺界人士不沾毒、不染毒、不和有吸毒行为的人员交往;演艺公司和团体建立健

全行业禁毒规范,加强对演艺人员的法律法规教育,对涉毒的演艺人员坚决不录用,不为其提供演出平台,更不能将其污点当作炒作的素材和炫耀的资本。同时,禁毒部门希望演艺界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社会影响力,投身禁毒公益事业。

这样的做法就是呼吁主流社会将吸毒明星群体作为公敌来处理,从而达到警示的作用。

不过,有观点认为,这样的处理办法值得商榷。在法律层面,吸毒的明星不应该受到比常人严重的惩罚。眼下看来,明星除了受其所在演艺公司和赞助商的约束,并不受其他组织的限制,其他组织是否有权利来限制明星仍然值得讨论。要求演艺公司和团体对涉毒的演艺人员坚决不录用,不为其提供演出平台,更是有以行政权利妨害私权利的嫌疑。

在法律之外,主流文化可能是解救涉毒的青少年群体的武器。亚文化群体,尤其是青少年亚文化群体,很容易屈服于主流文化,因为通常来说,主流文化掌握了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力量要远远高于亚文化力量。

2005年,曾10次登上《时尚》杂志封面的英国超模凯特·摩斯被曝光是个“瘾君子”,LV、香奈儿等品牌随即宣布终止与凯特的商业合同,BURBERRY也打消了与她第八次续约的打算。如果不是她及时公开承认错误,向公众道歉并承诺戒毒,就连老东家H&M这根救命稻草也抓不住。在这件事上,主流文化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可以试想,如果所有掌握了经济权力的制片人因为宁财神吸毒而拒绝采纳他的剧本,他是决然不敢说出“不后悔吸毒”这样的话的。

除此之外,行政手段和商业手段也可以奏效。

中国国家队就是利用行政手段来控制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当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后,将被终身禁赛甚至开除出国家队,这不仅意味着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结束,也意味着巨额的收入损失。所以中国国家队在世界大赛上的兴奋剂丑闻非常少。

而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盟(NBA)则是用商业手段对明星进行管理的榜样。他们对涉毒球星的处理一向不手软,涉毒的明星除了接受法律的惩罚之外,还要面临联盟的高额罚单甚至禁赛。罗伊-塔普雷曾经是达拉斯小牛队的主力球星,成名后开始吸毒和酗酒,最终于1995年被NBA永久禁赛。NBA总裁斯特恩更是推出反毒品的新政,利用劳资协议来对球员进行管制,协议出台后,斯坦利·罗伯茨等球星因服用大麻被驱逐出联盟。可以说,商业的手段远远比法律惩罚更严厉。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当我们追溯明星吸毒的源头时,会发现最主要的动机是经济利益,无论是将毒品作为社交工具和灵感来源,还是作为减肥产品和身份符号,明星吸毒的主要动机是想借此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也意味着,他们认为自己吸毒的经济风险远远小于获利。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我国法律对吸毒者仅仅是拘留和罚款,罚款数额也仅仅是几千元,而且很多明星拘留几天之后出来照样走穴代言,顶多蛰伏一段时间再复出,经济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时反而可能因祸得福,身价随着曝光率而升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遥远的舆论声讨还是缺乏法律依据行业限制,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明星涉毒愈演愈烈。明星资源的供需关系不可能得到改变,现行的法律在涉毒问题上没有区分度,对于明星来说,处罚力度并不足够。要想改变现状,首先要建立有法律效力的行业规则,其次要将明星置于商业规则和契约精神中,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告诉那些明星,只有尊重主流价值、道德和法律,才能实现明星品牌的价值最大化。

2015年07月29日

“偶像”涉毒 传播“毒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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