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凌越

2014422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题为《C区环卫工要求涨薪千元,C区环卫处称在等方案审批》的报道,报道称“环卫工在现场提出自己的诉求:在现有工资基础上,上涨工资约1000元;改善管理模式,对工人的管理要更人性化;透明工资标准制定的程序”……“现场环卫工、环卫处负责人的协商始终僵持。环卫工要求对方必须现场做出加薪承诺,后者称目前已制订涨薪方案,并递交上级机关等待批准;环卫处负责人请求环卫工回到工作岗位,但环卫工根本不为所动。中午十二点许,环卫处负责人先后离去;部分工人仍守候在现场,一直守候至傍晚才自行离去。劳动部门工作人员也曾来到现场,但表示环卫处所发的工资构成、最低数额等均符合劳动法,工人要求提高工资,非劳动部门权限可解决。”

424日,环卫处和环卫工人达成协议,一线环卫工人工资涨了300元,环卫工人复工。然而让人感到不解的是,环卫处相关管理层人员的工资也同时上涨了500元到1000元不等。

此次F市环卫工罢工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13年年初的广州市环卫工人的连环罢工:环卫工人为了自己的权益而提出诉求并达到了目的,然而F市环卫工人的罢工酝酿过程远不及广州市顺利,其中的一波三折几度令工人退缩。环卫部门多次与当地有关部门联手,试图阻止环卫工人罢工,环卫工人则根据政府的态度不断调整诉求策略,才最终成功。然而纵观整个罢工过程,笔者不由思考,环卫工人如何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有关部门应如何对待环卫工人的合理诉求?

整个事件还要回溯到20137月。

 

    权益诉求,从单打独斗到联合起来争取

    早两年该市C区环卫处环卫工人也曾因低工资提出过诉求,但都是单打独斗式的争取。2013年初,广州市环卫工人的成功罢工给了F市环卫工人很大的触动, 他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方法争取自己的利益诉求,但人群还未走到预定罢工地点F市火车站就被环卫处管理人员开车驱散赶回,几个走在前面的工人还被约了谈话。除此之外,工人们还试图找媒体,希望能对环卫工人的生存状况进行报道,但收效甚微。经历过几次失败,这些工人认为“单靠我们自己肯定搞不赢,要找人帮忙。”在广州市环卫工罢工案例中,来自中山大学、华南师范等高校的大学生策划组织了一系列环卫工调研、请环卫工吃年夜饭等活动,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很高,也在F市环卫工人的心中留下了“大学生管用”的印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市环卫工人面对的大多是被外包出去的清洁公司,C区环卫处则与清洁公司不同,是隶属于C区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局的政府部门。工人若想直面政府,无疑完全不具备谈判的条件。在这个阶段,环卫工人本来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罢工以达到涨工资的目的,在被环卫处不断压制,寄希望于媒体失败之后,他们迈出了向社会力量求助的第一步。

在找到当地的社工援助机构后,两名环卫工代表表达了工人的主要诉求和意愿。在工资方面,两位工人称:“我们和那些有编制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工资可能有我们的三四倍。像我们的工资是按工龄算的,一开始刚进来扣社保之后大概就是1300元,工龄9年以下的都是1300元,然后再每年涨一点点,某姐工龄15年了才能拿到1800元的。等到有创文创卫的时候我们才能上2000元。”

大多数工人来F市工作八九年一次都没有回过家,因为“回家就要扣钱啊,一天扣80多块,我们干一天活还没有那么多钱,一旦请假回家就扣年终奖季度奖连高温费都要扣,就算是生病了动手术了医院开条子也照样要扣45块。”

在听过工人的简单介绍后,当地社会机构表示首先要了解环卫工群体的具体生活工作情况,并通过调研,在媒体上发布调研报告引起社会注意从而推动事件的良性发展。

2014810日,他们应约前往F市火车站准备与环卫工人代表见面了解情况,却被告知工人们被环卫处领导跟踪了,在三次更换见面地点后,进行调研的志愿者团队终于与环卫工人见了面。他们向工人们简单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也即通过志愿者调查发布调研报告的方式,引起社会关注,和平解决加薪问题。环卫工人们表示了认同,并开始互相分配填问卷的准备工作。就在调查问卷即将分发结束的时候,巷子里开进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工人们突然开始骚动并四散离开,据说“环卫处领导”终于发现了这次活动,要来进行阻止。在一片混乱中,志愿者和工人们离开了现场。

然而接下来的两天里,C区公安部门及环卫处人员先后找到这些志愿者,希望他们不要过多插手,如果有什么带头环卫工人的消息及时提供给有关部门。据了解,与此同时,环卫处开了全员大会,并给所有环卫工人分发了一份公开信,公开信中写道,“有极个别员工心中想的却只是个人的利益,不能正确地认识工作中、生活上出现的问题,没有通过正常的信息渠道去反映和解决,甚至准备采用偏激的、片面的方式去处理。这既影响了公司正常的工作秩序,更损害了广大员工的共同利益,公司面对的、维护的是广大员工的利益,而不是满足某些人的个人私利。……请各位员工认真理解并监督执行,切莫听信谣言,做出不理智,甚至违法的行为。如个别人员的违法行为影响了社会秩序及公司的正常运作,公司有权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公司的合法利益。”

这个大会让这些环卫工人整体抗争的热情降到了最低点。随后,几个带头的工人遭到了惩罚,却也由此坚定了继续抗争的决心,他们开始动手对环卫工人生存状况的调研计划进行重新启动。

 

    社会的关注并未带来情况的转机

就在环卫工人调研计划开始的同时,广州市的大学生开始了“给环卫工人送凉茶”的活动,志愿者团队认为F市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即以送凉茶的名义请环卫工人填写问卷,从而完成调查。他们联系了广州市的几名大学生,希望他们一同参与,同时也给几家报社记者打了电话。

819日,F市也开始了送凉茶活动。《F市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都随行进行了跟踪采访,并在随后刊登了相关报道。在为期一周的街访调研中,调研收集了约80余份有效问卷,并最终形成《C区环卫工人生存现状调研报告》,刊登在28日的《南方都市报》上,调研报告显示“环卫工平均年龄42 .65岁”“平均工资1712元,近六成人期望拿到2500元”“五成多人没有听说过工会”“六成人不知中暑属于职业病”,原报告在结尾呼吁社会关注环卫工人,表示加工资是环卫工人的迫切诉求。

报道发出后,在F市引起热议,多家网站进行了转载,还有多家媒体对环卫工群体进行了跟踪报道。和“给环卫工人送清凉”活动类似的,中秋节期间,学生们还发起了“给环卫工人送月饼”活动,再次引起社会对环卫工人的广泛关注。同时,912F市电视台的“小强热线”对环卫工人的生存现状调查进行了报道,环卫处副主任此时对调研报告做出了回应“C区环卫处环卫工人在行内工资已经算高,其他地方工人工资更不乐观”“我们也很想给工人涨工资,希望政府能够像广州一样出台行业工资指导价”。

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借着广州市关注环卫工人的热度,2014421日,F市环卫工人罢工了,广州等地也有大学生赶赴现场。520日,华南师范大学大二学生LZ发信函给C区环卫处和市环卫处环卫清洁服务公司,申请分别公开2013年全年F市环卫处环卫清洁服务公司收到政府财政拨款的资金总额、公司收到政府财政拨款的具体使用科目、各科目的资金额、于支付C区一线环卫工人(包括在编与非在编员工)工资福利的资金总额等以及2013年全年收到政府财政拨款的资金总额、各月的所有非在编一线环卫工人的工资总额、一线环卫工人的工资标准制度及相关方案、规定等内容。611日,中山大学大四学生CWX通过微信公共平台发布了《为何他们要罢工:FC区环卫工人的生活纪实》一文,对环卫工人的居住生活条件进行了调研,同时对整个罢工过程进行了思考。

纵观整个罢工过程,环卫工人以涨薪300元而结束罢工。然而环卫处相关管理层人员工资也上涨了500元到1000元不等,这个结果令人啼笑皆非。这一场酝酿了近十个月的罢工,真的彻底解决了一线工人的所有问题了吗?为什么有人将这次罢工称作“难产的罢工”?

 

    “罢工”背后的思考

要想探究F市环卫工人罢工“难产”的原因,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广州市与F市毗邻,两地的环卫工人具有几乎相同的特点:来自相同的家乡,相同的年龄段,相同的职业背景以及相同的涨工资诉求。2012年年底至2013年初,广州市四大城区接连爆发环卫工人罢工事件,参与者包括内街和外街工人,总数逾千人。环卫工人连环大罢工震动了广州乃至全国,境内外多家媒体对之进行了广泛报道。至2013422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广州市关于规范环卫行业用工的意见》,根据该意见,调整之后单个环卫工人实际月平均收入将达3033元,增加858元,涨幅近40%,工人们要求补足加班费等几项要求基本得到满足,至此,持续三个月、引发社会热议的罢工浪潮告一段落。

与广州市相比,F市的罢工酝酿可谓困难重重。为什么广州市可以爆发大范围的环卫工人罢工事件,而F市却“难产”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 公民社会的缺失

康豪瑟认为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能够降低一个社会发生超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可能。康豪瑟所探讨的是那些改朝换代式的、大型的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动员,就中小规模的改良型社会运动而言,一个有着有效的中层组织的社会将比大众社会经历多得多的社会运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2006p93)。虽然公民社会是一个现在被热炒的概念,如果按照赵鼎新“公民社会是一个政治实体中社会中层组织的总和”这样的定义,甚至不能说中国或者广州市有公民社会的存在,因为中国的社会中层组织的存在与否本身即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然而在广州市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媒体、学生、社会组织和律师等多方面的援助努力,在此借用公民社会的概念对F市和广州市的比较做一解释。

另外,虽然公民社会本身没有可测量的标准,但通过一些对比也可以大致了解两地公民社会发展状况。广州市作为省会城市,全市共有高等院校40余所,非政府组织遍及各个群体,高校课堂甚至会鼓励学生参加社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作为课程实践的一部分。媒体的发展在广州市也相对成熟,作为南方报系的大本营,广州市拥有的媒体数量也相当惊人。与广州市相比,F市没有本土高校(有几所广州市高校在F市设立了校区),劳工社会组织仅有一家,除却本地电视台本地日报之外,南方都市报的F市周刊是其受众较广的媒体之一。20138月的“给环卫工人送清凉”和中秋节的“给环卫工人送月饼”活动也全部仰赖来自广州市的大学生志愿者,其报道也均在南方都市报的F市周刊登出。在这样的环境下,环卫工人只能依靠志愿者和自己的力量发动罢工,其弱点也无法像G市环卫工人一样转换成“弱者的优势”,由此F市环卫工人罢工只能屡战屡败。

——政治机会结构的影响

就广州市环卫工人罢工案例而言,广州市环卫工的胜利与广州市时任总工会主席CWG先生及其领导班子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时任广州市总工会主席CWG和总工会常务副主席LXG均为一线工人出身,从企业工会成员慢慢发展至总工会工作。CWG先生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表示广州市总工会在面对环卫工人频繁停工诉求事件时,发布了题为《今年以来广州市环卫工人多起诉求事件的分析及建议》的报告 ,呼吁政府保障工人利益。

在罢工事件获得社会广泛关注之后,广州市政府也通过各种平台表现自己的开明态度。2013220日, 广州市城管委副书记HXJ和广州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LXG与两名环卫工人老徐、老向共同参加了由当地都市报及其网站、腾讯大粤网联合举办的微访谈,接受环卫工人和网友提问。

在前面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F市环卫工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工人积极分子被接连打压。在整个进程中我们也看到了政府和底层的动态博弈,裴宜理在理解国家与工人抗争的关系时曾认为:“只要在范围和目标上都有所限制,国家对由经济利益驱动的抗议都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甚至同情。”(裴宜理,2001:13)。然而让人困惑的是,在F市罢工酝酿的过程中,有关政府部门并没有展现丝毫的容忍和同情,而是毫不客气地进行阻拦,力图将罢工“扼杀在摇篮”中,真的是仅出于维稳的考虑吗?

——维稳之外的利益:当政府成为资方

事实上,F市环卫工人和广州市一样面临着环卫行业市场化的大背景。广州市于2001年颁布了《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于2008年左右外街完成市场化改革,爆发罢工的几大城区均已完成市场化改革。F市自2003年开始市场化改革。据C区政协委员XYF介绍,在2003年之前F市环卫部门拥有事业编制,职工待遇福利相对较高,市场化改革之后,人员只进不出,不增加编制,“三个无编制的人收入加起来等于一个有编制的人”。

尽管市场化之后,政府与公司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然而在以行政手段催熟的市场体系中,政府仍然控制着过多的资源,面对环卫工人的抗争和诉求,企业难以自行解决问题。以广州为例,在2012年广州市环卫行业协会举办的系列座谈会上,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招标活动不规范、恶性竞争严重,而环卫清洁服务预算和价格偏低、经费制定缺乏标准和依据,政府在税费方面也没有考虑行业的公益性质给予优惠,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逐渐成为实质上的资方,通过企业参与剥削工人,企业仅仅成为政府与工人之间桥梁。

F市的改革过程中,问题同样存在,改革的成本大多数转嫁到底层环卫工身上,他们在转承包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议价能力,还要面临低收入和保障缺失的问题。市场化改革之后环卫行业冲突抗争不断,也在侧面印证了西尔弗所言“资本到哪里,冲突就跟到哪里”(Silver2003)。当政府成为资方,工会也难以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只能选择沉默。市场化过程中,政府企业工人的角色定位不改变,工人没有长期、系统的工会为其表达权益,环卫工就将永远面临罢工难产政府高压,处于停工诉求复工的周期之中。

时至今日,当地媒体、社会组织和学生仍在持续关注环卫工群体,类似的事件在今后也许会持续发生。工资的上涨也许可以带来暂时平静,但无法根本解决环卫工待遇问题,归根结底,不能让环卫工成为市场化改革的牺牲品,这是今后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早些正视并及早解决的重要问题。

2015年07月24日

如何维护环卫工人的合法权益?——F市环卫工人罢工事件调查

本网站由阿里云提供云计算及安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