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艺

教育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在教育领域,“减负”是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话题。长期以来,“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各地的“减负令”多达上百项。但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却在“减负”声中越减越重,成为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顽疾”,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代价。

那么,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真正把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减下来呢?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怎一个“累”字了得

 

“放学了,我们打开书包写作业;放假了,我们背着书包去补课;开学了,我们的压力比山大……”这是目前中国中小学生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沉重的课业负担,频繁的考试竞赛,巨大的升学压力,使孩子们失去了快乐童年,“累”成了他们花季岁月里共同发出的叹息。

作业多。作为家长,北京的女士对孩子的作业量大深有感受:“我的孩子上五年级,虽然只有三科作业,但是一般回家后要写上两三个小时,周六日的作业留得更‘齐全’,光作文一项就得一整天搜肠刮肚、苦思冥想。孩子经常写着作业就睡着了,我的内心很矛盾,叫醒孩子吧,真不忍心,但完不成作业,明天会写得更多。不知这种日子要挨到何时?”

到了中学,课程多了,学业负担就更重了。一些中学生经常这样抱怨:“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上快7点才到家,吃饭成了最奢侈的休息时间,但一想到还有好几门功课的作业没做,就没心情吃饭了。唉,活着真累!”

一位家长周日要加班,抱怨累,可她的孩子却说:“妈妈你比我幸福多了,你还有星期天,我根本就没有。”另一家长说:“现在起得最早的就是中学生,我女儿早晨六点就起了,书包沉得都拎不动。”

作业除了量大之外,还有题目过难。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崔铁军说:“现在孩子做的题目太难!”他的女儿上高中,数学题让他做,有时候都要做很长时间。“用大学里教的微积分很容易,但是中学还没学啊,你就得用各种技巧。”一位江苏人大代表说:“我是学数学的,到大学以后,觉得中学里的那些题太容易了,硬要用中学那些办法去绕,真没有必要。”

2013 52日,“五一”小长假结束了,南京一位六年级小学生还没写完作业。凌晨4点,他开始忙碌。黎明时分,家长发现他在楼道内用围巾上吊自杀了。写不完的作业,成了这名少年死亡的直接“杀手”。无独有偶,另一名跳楼自杀的孩子,被抢救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我不想上学了,作业做不完啊……”

课外班多。首先是暑假成了“第三学期”。

各地中小学校利用假期补课或者赶进度早已算不上新闻了,在不少地方,暑假成了第三学期。

据《中国青年报》201499报道,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卖酒镇第二初级中学811通知学生返校补课。

该校重点班学生卫楠(化名)说,从七年级(初一)开始,每年暑假都要补课。

该校教物理的老师说,补课现象很普遍, 现在大家都在抢时间,抢时间就是抢学校教学质量的生命。

事实上,在教育主管部门“禁补令”的三令五申之下,学校组织补课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补课的现象依旧普遍存在。城市的学校因为监管较严,不敢组织学生到校补课,但老师在家办班,家长送孩子去补习仍趋之若鹜;而县乡农村地区,监管相对薄弱,学校从以前组织学生补课,变成学生“主动写申请要求”返校学习,公开的补课变成了“不能说的秘密”。

20138月,处于暑期补课状态的湖北宣恩一中,部分学生因对暑期补课心生不满,将书本从教室往楼下扔,继而发展为撕烂书本漫天纸屑飞扬。类似“毁书”的事情并不是新闻。“毁书”所折射的,正是应试教育带给学生的“辛酸”、“苦楚”和巨大压力。

其次是上各种补习班。

浙江常山马朝虎先生便被补习班折腾得不胜其烦。他12岁的女儿 “小升初”时,当地一所最好的公立学校采取了“摇号录取”的方式,女儿未能“摇”中,马朝虎只好退而求其次,找熟人托关系把女儿送进一所民办初中。学校明码标价,要想入读,必须一次性交3万元的“择校费”,为了女儿的前途,马朝虎一咬牙,把钱交了。

想不到,从马朝虎口袋里掏钱的事情接踵而来。开学后不久,女儿的语文和数学任课老师就给马朝虎打电话,说语文、数学是主课中的主课,像他女儿基础比较薄弱,非常需要加强,建议参加他们办的课外辅导。

从内心来讲,马朝虎是非常反对老师课外辅导的,然而,既然老师主动提出来,作为家长难以拒绝。语文、数学老师办的课外辅导班每星期课时半天,放在双休日里。

没过几天,女儿的英语、科学任课老师也给马朝虎打电话,让女儿参加他们的课外辅导班,马朝虎更是没办法拒绝。但是,当女儿的社会课老师提出让女儿参加他的课外辅导班时,马朝虎真的懵了,因为双休日只有两天时间,参加前面四个辅导已经将两天时间塞得满满的了,女儿分身无术,怎么去参加第五门的课外辅导?但是,也只好报名,四个半天,五门功课,女儿只好轮流去参加辅导。

整个学期,女儿根本就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不过,每门功课的辅导费一个学期是800元,五门课加在一起是4000元,一个学年就是8000元。

马朝虎的女儿自从进入初中以后,明显感觉到很累很辛苦,这主要是体力和精神上的,而马朝虎也感觉到负担重压力大,这主要是经济上的。

第三是上各种培优班。

从四年级开始,湖北省武汉市刘东(化名)的女儿就开始频繁进出各种教育培训机构的培优班,“什么‘走名初’(走向名校初中班)、‘外冲班’(专门复习考试冲刺武汉外国语学校)、明星班等”。“我孩子参加的还不算多的。”刘东介绍,大多数家长从孩子三年级就开始往培优班里送了。

据多位家长估计,培优班已经成为武汉市各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的“必修课”,所占比例高达90%以上。两年前,刘东在家长群里受到影响,送孩子去了培优班。他甚至觉得这是他不得不做出的一个选择,因为女儿身边的孩子都在上培优班,周末都找不到孩子一起玩,“到了四五年级不培优,就变成了异类”。

据武汉教育信息类网站、家长100论坛负责人褚光宇介绍,每年差不多6万名小学毕业生中,热衷择校的大概有1万人,参加培优班的一半以上是为择校作准备。

武汉市在取消“小升初”统一考试之后,曾推出“初中标准化学校建设工程”,计划投入数亿元对全市初中进行标准化建设,以缓解小升初择校热的难题。可是8年过去了,武汉培优市场依然火爆。据了解,个别培训机构的学生多达上千人,比有的小学全校人数都多。

此外还有什么“奥数班”、“占坑班”、书法班、绘画班、舞蹈班等等数不胜数。

考试多。“考考考,老师的法宝。”为了强化知识的学习,在升学和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中小学的考试特别多,什么单元考、期中考、期末考,联考、会考,分班考、选拔考等等不一而足。

在学校安排的诸多开学考试中,“摸底”考试最为盛行。所谓的“摸底”考试,老师们解释说,是为了检验学生们假期的学习成果,包括暑期的作业是否“不带水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考试的方式把学生们拉回学习状态。

北京市不少学校开学后,安排了近一周的时间用来“摸底”考。西城外国语学校初三学生返校后,老师就通知他们将从开学第二天开始,每天一次“摸底考”,一天“摸”一科,一直到开学周结束。

13中高二年级的学生放假前就已被告知,在开学后安排“摸底考”,而且为了检验孩子们暑期作业的完成情况,“摸底考”有一大部分试题将是假期作业的原题,以考验大家作业“真实”的完成度。

除了较为简单的开学“摸底”考外,有些学校的开学分班考并不简单,因为它将决定新的分班,决定孩子们能否进入重点实验班,甚至与大学的“校荐自主招生”相挂钩。清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高二的学生,就经历了一场被学生们称为“比期末考更紧张”的开学考试,原因是这场考试将决定他们是否有机会重新进入文理科实验班。9月一开学,由于高二要分文理科,学生们将被重新分班;而在分文理班的过程中,原有的实验班也将面临重新“洗牌”。这也意味着,原普通班的学生借由开学考试,将重新获得“入驻”实验班的机会。除了重新分班,学校对这次考试的说明中,还提到了“与校荐自主招生等挂钩”。因此,不少学生对这场开学考试相当重视。

北京一中初三学生,也经历了一场类似的开学考试,两天共考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四个科目。相关老师介绍,这次开学考也是为了重新分班,从四个班里挑选出30位学生,组成新的“示范班”。

此外还有开学分层考。师大附中新高一学生的开学考试,不为分班,而是为分层。所谓的“分层考试”,即通过这次考试,测试出一个班学生的不同水平,按照不同水平,让学生们接受各个科目不同程度的授课。考前,学校为学生们召开了“分层解释会”,表示今后语文、数学、物理、化学4个科目,一个班的同学将不再一起上课。根据开学考试,将大家分成“竞赛”、“自招”、“普通高考”等4个层次,不同层次将有不同的学习侧重。十一学校国际部开学典礼后,学生们立即进入考试节奏,进行了1个小时左右的英语水平分层考试。

对于开学就要应付各式各样的考试和检测,学生们的心情很复杂:“一开学就考试,真的是挺闹心的”;“本来放假就要写好多作业,开学还要考试,压力好大”……

 

压弯身躯和精神的伤痛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不能及时得到疏导化解,长期下去,必然造成诸多危害。

过重的课业负担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严重的还会危及他们的生命。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持续跟踪调查发现:小学生和初中生在学习日因课后作业超量增加,比国家规定少睡1小时24分;周末因为课外补习班与兴趣班过多,比国家规定少睡1小时12分。这意味着,中国约3亿中小学生每天至少被剥夺了总共约4亿小时的睡眠时间。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少年儿童十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1999—2010)》显示,10年间,我国中小学生睡眠时间持续减少,学习日近八成致睡眠不足,假期近七成致睡眠不足。参与调查的专家表示,没有充足的睡眠,就难以保证健康成长。长期睡眠不足将会造成免疫力低下,影响身心和智力发育,给孩子的未来幸福埋下隐患。

此项调查尚未包括睡眠时间少得更可怜的高中生。网友何三畏每个周末都在微博重复发帖:“周末全世界的人们都会依法获得休息,但是,请你别忘了,中国的高中生没有周末。他们可能只是在星期天下午放半天假,而且,晚上还要上集体自习,他们的作业常常做到晚上12点。他们疲惫不堪,健康受损,想象力降低……”进入高三的婷婷几乎每天晚上写作业都会到深夜,早上为了上早自习又不得不5点起床,每天只能保证45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过重的课业负担还对学生造成精神伤害。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勇在全校调查显示,90%的初中学生仍然存在着较重的心理负担。当被问及“是否感受到学习的快乐时”,回答几乎全部是否定的。

赵勇说:“不快乐的主要原因,不仅是作业量的大小,而是学习的压力。因为家长、老师动辄用考试、升学、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等鞭策我们的孩子。”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显示,学业负担过重,锻炼时间过少,营养严重过剩导致学生体质下降。2012年,我国6—15岁儿童中,城乡女孩超重以及肥胖比率高达21.5%;男孩超重及肥胖比率高达32.3%

一个个年少便体态臃肿的孩子,却并不会为身体素质的糟糕而忧虑,只会因考试成绩的不尽如人意而沮丧。这显然是一种教育观的倒置与错位。它不仅压弯了孩子的身躯,而且扭曲了孩子的精神。

过重的课业负担让男孩女孩都受伤,但女孩受到的伤害更甚。

楠楠在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区重点上初一,最近几个月却被一个不太容易启齿的病痛折磨着:痛经。

上了中学之后,楠楠感到来例假“一次比一次疼”了。因为这是个很私密的问题,楠楠总是尽可能忍着,很少跟老师和同学提起。著名教育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说:“少女痛经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大附中校长康健说,为了监测学生的疾病就诊情况,他曾经让学校医务室对学生多发疾病进行了简单的统计,调查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与感冒、外伤这些常见疾病并列的,居然是女生的痛经”。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对1800多名高中生进行调查,发现女生每天做作业以及额外学习的时间都多于男生,47.4%的高中女生每天做作业在两个小时以上,35.1%的女生除了学校上课、做作业外,每天还要额外学习两小时以上,比例均高于男生。

过重的课业负担对女孩子的摧残是缓慢的。女孩在“承受压力——激励自己努力——承受更大压力”的过程中慢慢地失去了健康。医生介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会严重干扰内分泌系统,影响发育。有媒体报道有个别高三女生,在高三高强度学习的压力下,甚至出现了闭经的现象。

孙云晓说,如果说过重的课业负担对男孩女孩都有伤害的话,那么“男孩受的是外伤,女孩受的是内伤。”我们都知道外伤虽然看起来惨烈,但是医治起来能准确地找到伤处,而内伤的诊治则更难,因为有时我们连伤口都很难找到。

更为痛心的是,当学生承担的学业压力超过临界点,就会去寻死自杀,以求得解脱。

近些年来,因不堪学业压力,导致中小学生轻生、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学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以下是发生在2013年高考结束后的悲剧:

69晚,高考标准答案揭晓,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复读考生李新(化名)默默地离家出走了。几天后,家人接到警方电话,李新已经在鞍山郊区投河自杀,身上还带着今年高考的准考证。悲痛欲绝的李新父母说,儿子去年447分已经够二本分数线,但是,好强的儿子没有去,他最大的理想是考上一本重点大学。

614下午,浙江省宁波市“象渔供311号”的王老大,在象山渔山海域作业时,突然发现一具漂浮的尸体。民警从死者的口袋里,发现了高考准考证、身份证和部分钱物。经证实,死者名叫沈江华,山西省五寨县人,18岁,是刚参加完高考的毕业生。后来据沈江华父亲说,68下午起,沈江华就不见了,想不到他竟然跑到浙江省宁波市跳海自杀。

6229时许,第二次参加高考的四川省崇州市某中学复读生杨媛,给在拉萨打工的爸爸杨富强打电话,“成绩出来了,我立即告诉你。”晚上1030分,杨富强电话终于响起,但却不是女儿高考的消息。“女儿喝药自杀。”杨富强的妻子在电话那头哭喊着。原来,在当晚10点,杨媛得知了自己的高考分:454分,差理科三本线6分。作业本上女儿用娟秀的字体写着:“……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这一世,你们的恩情我无法回报,只有我死了,你们才能轻松点。答应我,你们要好好活着。保重!”

……

在中国21世纪教育研究院新发布的一份蓝皮书中,研究人员仔细研究了2013年发生的79起中小学学生自杀案件,发现几乎所有案件(92%)都发生在青少年经历与学校有关的压力之后,有的是在与老师发生争吵之后。约63%的案件发生在下半学年,此时,因为中考和高考,学生的压力往往更大。

过重的课业负担导致孩子同父母、学校间关系紧张。近些年来,因不堪压力,导致孩子同父母、学校间关系紧张的事件时有发生。

2013512凌晨,河南省周口市建安路荣华小区发生了一起凶杀案,遇害人是周口市中级法院副处级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高天峰及其女儿,而凶手竟然是高天峰正在上高三的儿子高炜晟。高炜晟为何要杀死父亲和姐姐呢?

原来,在案发前,高炜晟就读于漯河某高中,由姐姐陪读。由于姐姐在陪读期间管得严,于是在51122许,高炜晟联系吴强、张葵来到家中,将49岁的父亲高天峰和28岁待业的姐姐高玮艺杀害,在高炜晟的指引下将家中现金等财物卷走,并伪造入室抢劫杀人现场。

事后,漯河一所高中的团委书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说汶川的地震是八级地震,这个学生雇凶杀害父亲和姐姐,像一次不低于五级的地震,太吓人了。”

该团委书记说,中国的教育模式应该从这件事上反思一下了,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现在的学生太可怜了,压力太大。平民家庭的学生压力大,富二代或官二代家的孩子压力可能更大,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可以说更高。

过重的课业负担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智力和创造力。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在一次学校调研中,问学生们最喜欢什么课,学生们齐刷刷地回答——“最喜欢下课”。这脑筋急转弯似的幽默答案,让这位从事了多年教育工作、自认为了解学生的教育行政官员陷入沉重思考:为什么今天的学生不喜欢上学、不喜欢上课?

盐城世纪阳光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张怀礼认为, 导致学生厌学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来自家长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和高度控制造成的。

一方面,望子成龙是整个社会普遍心态,然而成“龙”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孩子最终还是会成为常人。孩子的能力有高有低,孩子的强项各有不同,然而很多家长将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寄托到孩子身上,指望孩子能考上名牌大学,出人头地。这种托付心态,导致孩子的心理负荷成倍增加,加上缺少科学的教育方法,致使孩子心理不堪重负,高不可攀的目标使孩子望而生畏,只好选择放弃。

另一方面,家长忽视孩子的个性发展和走向独立的心理需要,越俎代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逼迫孩子按自己设计的人生路线行走:一切以学习为重,与考试无关的兴趣、爱好和需求都无法满足,严重压缩了孩子自我发展的空间,使孩子心理上的窒息感不断加重,当承受不了时,孩子就会选择逃避和退缩。

这两大因素扼杀了孩子学习的兴趣、动力,孩子无法在学习上获得成就感、满足感,无法得到同龄人的接纳和认可,其学习的动力即不复存在。

 

走出愈“减”愈“重”的怪圈

 

早在19557月,教育部就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19885月,国家教委发布规定,“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20002月,教育部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切实把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减下来”;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把“减负”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8月,号称“史上最严减负令”的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出台,其中对作业、考试、补课等作了严格限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可中小学课业负担为什么会出现越减越重的现象呢?

片面的教育政绩观。基础教育以成绩论成败,与社会发展崇拜GDP如出一辙。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认为,孩子们的学业负担越来越重,政绩观是主要原因。一些地市和县市领导一说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看升学率,一说到评价和考核,还是看升学率,把教育事业等同于经济和GDP,这种片面的政绩观绑架了教育,绑架了孩子。

河北衡水中学是当下中国教育界一个奇迹般的存在,是一个片面教育政绩观下产生的典型。

请看该校的自我介绍:“2014年高考成绩揭晓,我校学子勇夺河北省文科总分第一名,并获得河北省文、理科状元,以绝对优势蝉联河北省十五连冠。9人进入河北省文科前10名,6人进入河北省理科前10名,67人进入河北省文科前100名,51人进入河北省理科前100名。103名学生考进清华、北大。”

这是该校和地方政府引为自豪的骄人成绩,使该校成为连续十年全国闻名的“超级中学”的标杆,也因此成为各地政府和学校争相效仿的典型。但是,高考名校并非教育名校,升学教育模式并非最好的教育模式。

考核评价机制唯分是从。“减轻学生负担、推进素质教育说起来‘很重要’,做起来‘比较重要’,评价起来就‘不太重要’。”这是许多校长在推行减负工作中的相同感受。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林小学校长曹秦蓉说,教师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尝试,往往被家长认为是教学水平不高、教学态度不认真。教师在工资、待遇、福利、升迁等诸多方面都和分数挂钩,这也使得教师的教学行为不得不围绕着应试而展开。“学校哪有不增加考试次数的?哪有不暗地给学生成绩排队的?社会对学校、学校对教师、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哪有不是重点看成绩的?分数上不去,校长轻则挨批,重则‘下课’。”

“减负最大的阻力是各级政府机构管教育的人。”这又是校长们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校长余强说,有些教育主管领导认为,所谓“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升入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不仅谁也不敢真的减负,相反会出现表面上轰轰烈烈搞素质教育,暗地里却玩命搞应试教育。

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在中国当下的教育模式下,孩子生下来要找最好的早教机构,要上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找一个最好的工作,可谓“高考一条路”、“一考定终身”。成绩好分数高,你将一路绿灯,前途一片光明;成绩差分数低,你将毫无出路,失去所有的机会!在这种模式下,孩子、家人和学校,都在为学生考上最好的大学而奋斗。而最好的大学毕竟有限,于是大家互相竞争,争挤独木桥,这必然导致课业负担层层加码。

为了取得好的高考成绩,河北衡水中学对学生实行精细化的、有效的时间管理,让学生“万念归一”。衡水中学官方微信转发的《如果你的孩子在衡中上过学》写道:“我们每天五点半起床飞奔到操场,只为了抓紧跑操前的几分钟记住几个单词、几首诗;我们打饭排队时拿着小本子,只为了能不浪费一分一秒;我们自习考试化,考试高考化,高考平常化;我们开会前做着数学题,升旗前读着语文素材,看新闻时写着学案——衡中学生的成绩是一点点聪明和无数的汗水积累起来的。”没有人否认,要赢得高考需要艰辛的学习,但这种“万念归一”的付出,这种用无数试卷铺就的通往名校的道路,已经误入歧途。

高考选拔人才“惟分数论”。孩子课业负担过重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高考选拔人才“惟分数论”。看一个学生是否优秀成功,主要是看考分多少,考取了什么大学。于是,学生为考分而学,为考分而展开激烈的竞争,永远没有轻松之日。

有教育专家认为,如今的教育现状扭曲,在实施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的大环境下,选拔人才仍是“惟分数论”,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学生不仅要争考好分数,还要应对各种外在压力,报各类培训班,考取各种证书,学习琴棋书画等特长,这就造成了孩子的负担愈发加重。

教师业务素养跟不上。减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有不少教师业务素养跟不上,不会减。

不少校长反映,现在有为数不少的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应付各种考试,仍然沿用“题海战术”,使学生在过重的负担中挣扎。校长们反映,大部分教师敬业、教学能力强,但在每个学校的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部分老师不能适应现代教学的要求,不能有效完成教学任务,对这部分教师学校反复进行指导,而且效果并不好。

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卖酒镇第二初级中学校长李军,发愁的不仅是生源,还有师资力量。来卖酒二中担任校长的3年,没有来一个新的老师,倒是不断有好的老师走。像2014年学校就有3名优秀教师调去玉林市,“培养一个好老师,没有三五年是不可能的,学校要给他非常多的机会,包括培训、各个方面的投入,让他成为骨老师,但最后成长起来还是走了。”李军感叹地说。

李军曾在学校尝试过一些新颖的教学模式,但老师感到压力非常大:一方面是备课量太大,另一方面老师的教学能力跟不上。可能一个学校能选出几个能力强的老师,但如果学校各个班都要求这样做,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很难实现。

在他看来,教改要实施到位,需要相应的设备、受过专业培训的师资,但很多乡镇学校的实际情况是连上英语课都找不到英语专业毕业的老师,大部分学校最后只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

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重点学校像欧洲,薄弱学校像非洲”的学校布局,加剧了起跑线争夺战的白热化。孩子一进校门,就无可逃避地进入一种无比残酷,但并不平等的竞争格局,承受着巨大的学习压力。

在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情况下产生的学生择校现象和优质学校“掐尖”现象,又加剧了优质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河北衡水中学超大规模的发展就得益于生源“掐尖”和学生家长择校的“良性循环”。衡水中学对优秀生源的垄断,导致河北其他一些高中的发展每况愈下。生源“掐尖论”虽然不只是衡水中学的责任,但这种“掐尖”现象确实加剧了强校弱校的两极分化。而这种状况的出现,必然导致学业压力的剧增。

学校减负,家长抱怨。河南省实验二中是一所初中,这所学校从2004年以来一直在探索减轻学生负担。为保证学生有足够的睡眠和早餐时间,这所学校率先取消早晚自习。为避免班级恶性竞争,学校规定:早晨740分才开校门允许学生入校,8点开始上课。

该中学校长李涵说,我们每一步教学改革都是顶着巨大的争议压力走过来的,取消早读之初,遭到家长强烈反对,有的家长到学校提意见说:“别的学校都在想办法给孩子加课,你们却在减课,影响了中招成绩谁负责?”

在许多家长看来,升学率就是教育质量。来自家长的压力使学校不得不抓升学率。有校长苦叹,学校周六不上课,家长就要提意见,认为孩子在学校里补课比不补课要好。一些中小学校迫于家长的压力,纷纷在校内开办补习班。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校内减负、校外增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办教师到校外有偿补课,二是校外培训机构大办各种班,在增负上推波助澜。

近年来,在减负令下又出现了新情况,即一些公办教师“课堂内容课外补”、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补课捞钱。

有教辅机构负责人表示,真正有名气的老师并不屑于到补习机构抛头露面“赚外快”,他们只要在家里“开小灶”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公办学校的老师、班主任,与校外教辅机构串通起来,向校外教辅机构输送补课学生、留下补课内容、提供补习信息等,诱导、逼迫学生不得不去参加这些校外教辅机构的补课,而这些公办老师、班主任从中收取介绍费等,牟取暴利。

广东省对公办老师有偿家教的禁令并不是第一次下发,但与以前文件中“严禁”、“不得”等字眼相比,最后给出了“解聘”的最高处分。其实这一处罚在其他省份也有实施,但效果都是微乎其微。为何公办老师有偿家教屡禁不止呢?

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表示,国外不少国家之所以禁止教师兼职、有偿家教,是因为它们把义务教育教师作为国家教育公务员,可按照公务员法对教师进行管理。而我国目前的教师法、义务教育法中,并没有“教师不可兼职、不可在业余做其他工作”的条款。加之教师待遇不高——虽法律法规强调,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平均工资,可实际情况却不乐观,在农村地区,更是如此,教师们通过自己的业余工作赚一点外快,也就“顺理成章”。

此外,校外培训机构将补课培优作为逐利的工具,推波助澜。(未完待续)

                          

2015年06月08日

生命中不堪承受之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调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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