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日夜工作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的环卫工人是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中的很多人和农民工一样,是“外乡人”,来到城市里“讨生活”,但较之工厂里的工人,他们多数还具有年纪较大、教育程度较低、没有技术专长等特点,他们很多人工作待遇低,生活水平比较差。他们在被社会忽视的角落里默默无闻。然而,近年来发生在他们中的一些罢工停工事件,却越来越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20121217GTH区兴华街道约200名环卫工人因待遇过低,补贴、加班费没有补齐,年终红包仅10元等原因愤而罢工。工人们要求补足加班费以及合同终止补偿金。 由此伊始,至20133月,GLWYXPY几大城区接连发生数起环卫工罢工事件。参与者包括内街(清扫社区卫生)和外街(清扫街道卫生)工人,总人数逾千人。环卫工人大罢工的浪潮震动了G市,国内外多家媒体对之进行了广泛报道。针对蔓延趋势越来越强烈的状况,G市市长在市人大十四届三次会议市长记者招待会上做出回应称:“将针对存在问题予以改进,包括考虑在招投标中对环卫工权益做出约定。” G市副市长在“G市新型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平安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表示:G市环卫工的实际收入将增加20%。随后,G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G市关于规范环卫行业用工的意见》,根据该意见,调整之后单个环卫工人实际月平均收入将达3033元,增加858元,涨幅近40%,工人们要求补足加班费等项要求基本得到满足,至此,持续三个月、引发社会热议的罢工浪潮告一段落。

据了解,在整个G市现有的33800名环卫工人中,有70%为非本市户籍人口,80%的环卫工年龄为40岁或以上,90%的环卫工为初中或以下学历。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像G市环卫工这样一个本身具有诸多弱点的劳工群体,是如何组织起强大的力量进行反抗的呢?究竟又是怎样的结构变化将这群素日“忍气吞声的老实人”“逼上梁山”的呢?他们运用了何种策略来弥补结构位置的不足和弱点?他们取得的胜利能够坚持下去吗?本文将从G市环卫工罢工具体案例出发,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当环卫行业市场化以后

罢工事件逐渐平息后,环卫工长薪增加福利,政府增大对环卫行业投入,似乎是圆满的结局。然而据G市前工会主C先生介绍,G市环卫工要求加薪的活动屡见不鲜,甚至形成一个规律,大约每隔3年就有一次,最近十年来有5次大规模的活动,各发生在2001年、2003年、2006年、2009年和2013年。反复的停工诉求一方面是环卫工人抗争意识、经验逐渐丰富的体现,但更值得反思的是为何每次政府的应对措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环卫工人的弱势地位。这种情况的发生,正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成为环卫行业实质上的资方。

在九十年代末中国事业单位改制的浪潮中,环卫行业市场化也开始起步。G市于2001年颁布了《G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体制改革方案》,要求按照企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产业化发展的方向,完成市、区、街所属事业性环卫作业服务单位的转制改革,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引进和发展合资合作、集体、个体经营等多种非公有制形式的市容环卫作业服务,培育环卫作业服务市场,开展市场竞争。至2008年左右外街完成市场化改革,内街尚在试点推行当中。

尽管市场化之后,政府与公司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然而在以行政手段催熟的市场体系中,政府仍然控制着过多的资源,面对环卫工人的抗争和诉求,企业难以自行解决问题。G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L先生表示他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保洁公司在背后支持工人罢工”,在2012G市环卫行业协会举办的系列座谈会上,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招标活动不规范、恶性竞争严重,其次,环卫清洁服务预算和价格偏低、经费制定缺乏标准和依据,政府在税费方面也没有考虑行业的公益性质给予优惠,造成企业经营困难。正因为如此,竞标过程中价低者中标的操作结果使得保洁公司必须把开支转移到环卫工人头上。据Y区丰润公司员工反映:分包之后,公司大量裁员,原先1000人现在只剩600余人,路段拉长,班组分布也同时减少。拉长费不到位也成为几个区罢工诉求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环卫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水平只能是每况愈下,环卫工人的罢工现象便是在这样一种原因下催生的。

然而,环卫行业市场化作为宏观背景,并非是G市环卫工人罢工的唯一解释因素。要想了解G市环卫工罢工起因,必须对各种因素加以整合。在本文研究的案例中,笔者也尝试对事件起因进行简单的综合分析(见下表):

      弱者的武器:公共危机与公共戏剧

环卫工罢工的结果是造就了G市一场巨大的公共危机——仅在罢工三天之后,原本宽敞明亮的街道就堆满了垃圾,空气中弥漫着腐臭的气息……

Y区工人停工之后,部分街道垃圾已经高达两米,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进而引起市民对环卫工人罢工事件的广泛关注。虽然环卫工人罢工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但市民并没有将矛头对准环卫工人,而是纷纷指责一些部门“不作为”,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身处“弱者”地位的环卫工人何以聚集强大的力量,赢得所有的支持并最终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呢?

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中,环卫工人一直被称作“马路天使”或者“城市美容师”,自19591026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之后,环卫工人社会地位大为提高,全国很多城市甚至将1026设为“环卫工人节”,环卫工由此在工人群体中有了相对崇高的地位。

在本次环卫工人罢工案例中,环卫工人多次强调自己“城市美容师”的身份,并与现在自己的弱势地位进行对比。媒体关于环卫工人的报道也多以“马路天使”或“城市美容师”为关键词,并配以黝黑干裂双手手捧工资条的配图,由此建构的“昔日马路天使,今日超低工资弱势群体”的形象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同情,市民普遍对环卫工人罢工事件持理解和同情态度,指责清洁公司“黑心老板”,政府“不作为”。

在美国,发生在低收入、非标准化行业的劳工抗争也在逐渐引起劳工运动研究的重视,对这里劳工独特的抗争形式和运动特点的研究日益成为劳工社会学的新课题,而如何把“不可能组织起来(un-organizable)”的移民劳工组织起来更是成为劳工组织面临的新困境。例如,在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此类劳工抗争案例莫过于JforJ运动(Justice for Janitors“为了校工的公平”)。该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左右由“国际服务业雇佣人员工会”(SEIU)发起的,许多学者都对此运动展开过研究并试图发掘新的运动机制并形成理论命题。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珍妮弗·陈的“象征性力量”的观点极有代表性。

她在比较美国和韩国的校工运动后提出了“公共戏剧”(public drama)的概念,并认为“象征性力量”在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她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劳工、信息和货物都已经穿越了国家的界限,这种流动带来了劳工运动的新困境。而各种非标准化用工形式的出现也带来了团结的困难和法律的障碍。由此,边缘工人不得不在公众视野中重新定义雇佣关系。在这里,象征性力量被定义为“从对理解世界的合法性道路的意义和实践的两种理论中选取与现行相反的另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的合法性源于它们从文化争论中获得的社会权威性。”

在陈看来,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韩国,这些低收入劳动者都是通过创造公共戏剧来调动大众的公平感,引发公共道德危机,导致对劳动关系的重新界定,借此加强劳工自身在道德和物质方面的力量。公共戏剧的上演给企业所有者和清洁工作的承包者以巨大压力,从而确保了劳工自身在合乎法律的限定范围内被雇佣。在这里,所谓“公共戏剧”就是指将某些具体的劳资纠纷暴露在公众面前,引发大众进行讨论,最终把那些过去认为是合法公平的关系,重新定义为非正义且不公正的。

由此可见,在解释服务业弱势劳工的抗争运动时,象征符号成为有力的概念工具,然而,在社会科学中,似乎很少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理论。在劳工研究领域中也是一样。珍妮弗·陈与西尔弗运用“象征力量”的概念,可以比较圆满地解释美国清洁工/校工的抗议策略,但当我们尝试着把“象征力量”这一类概念转而移至到中国,用来观照G市环卫工的抗争运动时,就会碰到种种悖论而难以应验。在陈的案例中,工会是推动校工上演公共戏剧的重要力量,而G市环卫工无疑不具备这一优势。但令人惊讶的是,在G市环卫工人罢工案例中,我们也看到了公共戏剧的上演,只不过出演的并不仅是环卫工人,社会各方力量都对此事件予以了高度关注和支持,共同对政府和清洁公司施加了压力。

首先,不可忽视的就是媒体的力量。

早在20122月,即有媒体集中报道GBY区近百名环卫工人罢工事件(当地日报以《我的工资为何没涨?》为题进行了深入报道)。至2013110LW区工人罢工期间,一名上前帮助环卫工人分辩的市民被警方带走调查,引发环卫工人与警方街头冲突。罢工事件迅速引起大量媒体关注,《人民日报》连续三天撰文讨论本次事件。在罢工潮持续的近四个月内,当地晚报集中报道或讨论G市环卫工罢工事件32篇,当地都市报发文34篇,当地日报和G市日报也发文近20篇。《光明日报》、新华网、央视网等多家媒体均对本次事件展开多方面报道。当地卫视、全国各地卫视均在新闻中报道并持续关注本次事件。相关新闻的微博也在网上引起疯狂转发。除此之外,对环卫工人生活居住情况的探访也逐渐成为媒体热门题材,如前所述,媒体与环卫工人共同建构的“弱势马路天使”形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同时,电视和报纸作为环卫工人主要的信息来源。媒体的高密度报道推动了各个区环卫工人之间的联系。在Y区丰润公司员工领取足额补贴的次日,笔者在L区街采访一名环卫工人,问及其是否知晓此事,该环卫工人表示“从晚报上看到了,电视里也播了”。而在对P区追讨社会保险的环卫工人进行访谈时,工人们告诉笔者,最初知道社保可以补缴这回事就是因为看了电视上播的普及社保知识的节目,在看到其他三个区的罢工情况之后,最终下定决心罢工。

在长期的抗争过程中,工人们已经逐渐和媒体形成一种默契。一名工人出示了几张记者名片,并表示“看到一个记者我就要一张名片,以后有事儿就直接打电话,有记者在老板就不敢乱来”。在2013225的罢工事件中,罢工开始一个小时之内,即有当地电视台的记者赶到现场采访,据知晓内情的工人透露,在决定罢工的时候就给记者打了电话,并联系了几家报社。而在228保护工人代表的罢工事件中,工人代表于师傅与当地都市报记者取得联系并就此和公司展开谈判。迫于媒体和工人反抗的压力,公司最终撤回了对于师傅的解雇通知。

同时,还有学生、知识分子的参与。

2013130,中山大学医学院大三学生C同学向市城管委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并提交了《致市城管委的一封公民问询建议函》,呼吁城管委开启全面调查了解环卫工人的待遇状况以及监察各保洁公司是否尽责,并请公布处理计划。当地都市报和当地日报也以《中大学生哥申请公开环卫财政投入》为题进行了报道,并配以C同学手持“让我们的城市美容师过上体面、受尊重生活”横幅的照片。

2月初,来自G省外语外贸大学的大二学生CZ等两名学生发起了“请环卫工吃年夜饭”活动,并在淘宝上仅用16个小时就筹集到2500元捐款,定于24举行活动,并连续几日在微博上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市人大代表Z代表以及当地电视台节目主持人MW应邀出席。在4日上午G市市长调研完环卫工待遇问题之后,当晚与G市城管委工会主席也参加了本次活动。在整个罢工事件前后,G市各所高校学生针对环卫工生存状况进行了大量调研,并征集环卫工人书写“最想说的话”,通过各种平台发布了相应的调研结果及照片。学生的积极参与再次刷新市民对罢工事件的认知,对于媒体而言,相对于日渐千篇一律的环卫工人报道,学生的参与也更具有新闻价值。

此外,还有 NGO与公益律师介入。

PY区罢工事件中,NGO与公益律师的力量得到了集中体现。2011年底,环卫工人Z从老乡那里得知劳工NGO:“打工族”的存在。服务部总干事了解情况后,建议环卫工写申请书致信PS街道办事处,并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工人原本只打算追回社保,在“打工族”的帮助下,提出了补发带薪年假薪资以及上涨工资的要求。20128月,劳维律师事务所正式为环卫工人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T等三区相继罢工之后,“打工族”迅速发动P区工人成功追缴自1998年以来的社保。223,在“打工族”举办的环卫工座谈会上,公益律师也同时出席,并针对“工资怎么算”“罢工是否合法”“住房公积金的作用”以及“什么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问题向环卫工人进行讲解。“打工族”工作干事通过种种现实问题的提出,反复推动工人在现有所得的基础上继续追讨住房公积金及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目前,P7个社区环卫工人仍在帮助未解决问题的怡乐社区追讨社保,并在申请书内加入了“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要求。

相较于其他三区外街工人,P区工人普遍年龄更大、学历更低,行动更偏保守。NGO的存在推动了工人问题诉求的解决。而作为工人眼中的“权威”,公益律师的适时出现也极大增强了工人抗争信念,弥补了工人抗争时法律方面的不足。

纵观整个G市环卫工人罢工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场由环卫工人和社会各界共同上演的公共戏剧。环卫工人利用彼此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信息沟通,并大量借助社会的力量,在公共空间直接与承包公司和政府展开对话,原本被视为弱者的群体迸发了无限力量,也引起了市民的关注和同情。在环卫工人罢工造成了公共危机之后,市民没有指责环卫工人,而是纷纷将矛头对准相关部门和清洁公司。

 

    反思与讨论: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类似G市环卫工人罢工的事件仍在各地不断出现,而在今后仍可能持续发生。如开篇所言,由于环卫工人的罢工,G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G市关于规范环卫行业用工的意见》,根据该意见,调整之后单个环卫工人实际月平均收入将达3033元,增加858元,涨幅近40%。然而本次40%的工资上涨幅度有多少借了G市最低工资调高的东风仍然有待商榷。即便如此,还是有学生对官方数字提出了质疑,中大学生C同学于20135月初再次致函市委、市政府和市城管委,追问此次环卫工长工资过程是否有工人参与协商,因为“你算超3000元,我算却不到2600。他自己动手,参照《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广州市环卫行业用工的意见》对环卫工人到手收入进行了一番测算。根据测算,C同学认为环卫工人工资扣除“五险一金”后,若满额加班最终可得的平均收入2513元,无加班则最终只得1643元的实际月收入,均不超过2600元,增加收入很大一部分是加班工资,没机会加班的工人,收入也就更少……

    工资的上涨也许可以带来暂时平静,但无法根本解决环卫工待遇问题,从现实情况看,环卫工人成了市场化改革的牺牲品,即使眼前取得胜利,他们也都仍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在工资议价过程中,无论是政府指导价抑或市场定价,政府不能依靠社会压力之下的拍脑门拍胸脯,更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的用工和工资协商机制以保障工人的合理工资调整,政府、公司、环卫工人必须开启三方集体协商过程,环卫工人必须能代表自己的声音,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弱者胜利”并最终摆脱“弱者”身份。

2015年04月15日

环卫群体:不应被忽视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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