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

几个人相约在我们家院子聚拢。挑头的有三个,一是杨三叔。论起来,他父亲和我爷爷是亲兄弟。二是福生爷。是村里仅剩下的一位“爷爷”。三是和林哥,当年与我父亲一起光屁股长大。另外几个,也是本村的,有堂哥也有大伯,属于跟风凑热闹的。统共五六个人。那是2008年初冬的一天,草木败尽的南太行乡域安子沟村沉浸在淡阳冷风之中。我母亲正抱着我弟弟第三个孩子,在院子里来回颠动转圈。哄她不要哭。弟媳妇正在庭除。弟弟常年被人雇佣,往返于河北沙河和陕西神木,主业是运送煤炭。

 “献平咋能干这样的事儿呢?还是不是咱村人?” 杨三叔劈头就说。献平是我的名字。爹娘就生养了我和弟弟。十八岁那年以参军的方式去了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孩子哭得让我母亲的心情跟旧棉絮一样。杨三叔劈头一责问,母亲先是怔住,抬起脸,惊诧地看着他们。

自我记事起,因为房基地、田地浇水等等生存琐事甚至空穴来风的几句闲话,爹娘就常年处在高压状态中。杨三叔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近三十年时间,他母亲、两个哥哥和两个妹妹就和我们家时常摩擦,恶语相向、拳脚相加。杨三叔一家倒和我们一家相安无事。

我爷爷奶奶只生养了我父亲和姑姑。农村人争斗,吃亏的肯定是人少的一方。祸延子孙,仇及全家,是中国人的一贯思维,也是传统中最凌厉的打击和“消除异己”手段。在与我们家的矛盾当中,杨三叔嫁到几里外村庄的两个妹妹也同仇敌忾,与他母亲,即我的大奶奶、两个哥嫂并肩作战。在这力量悬殊的漫长“对垒”中,我们家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状态。我个人的成长时期也被暴力笼罩、仇恨贯穿。

福生爷早年当过村支书。其一个儿子在政府部门任职。若在旧时,肯定是一位有名望的乡绅。他二儿子和我同岁,还同学。与我们家基本没有过冲突。2005年到2010年,在其他人的蛊惑下,福生爷以其官宦之家的“影响力”和“威力”,与村里其他人合伙,提出要瓜分我们家名下的一片橡栎树坡地。那时候,整个南太行乡域都被板栗的效益带领,人们纷纷将石头深嵌、荒草遍布的山坡刨松软,栽种上板栗树。板栗树苗刚成活,他们就开始闹。大队和乡干部也参与其中。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养尊处优的老人家,怎么还会在乎那点荒坡呢?和林哥性情直率,有名的大老粗,他参与甚至主导一些事情,背后站着的往往是他老婆,一个凶悍而又有心计的乡村妇女。

“恁家献平在报纸上,网上写咱村的事儿,说俺们不好,说咱家乡不好!这不是败坏咱村、咱家人名誉吗?”杨三叔说。福生爷本来瘦小,做了胃癌手术后更为羸弱,也掐着腰说:“好歹也是这儿生的人。”和林哥说:“老人们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咱这再不好,可也是咱家啊!”其他人附和说:“就是,就是,献平做这个事情太没有道理了!”

可能是在乡村受委屈和欺辱多了的缘故,母亲也怕,一看这么多人到自己门前兴师问罪,顿时慌了,全身颤抖,抱着孩子,一脸惊恐地说:“俺不知道这事儿啊,啥时候俺问问他。”福生爷说“这个错不了,白纸黑字都在这儿!”一边说着,一边扬扬手中攥着的一沓白纸。和林哥也说:“这不是,上面还写着咱村名,二大爷的名,福生爷的名,……咱安子沟的人事儿都在上面。这把人都丢到全国世界去了!”其他人嗯嗯说:“可不就是!这下可好,咱安子沟的坏人坏事可有名挂号了!”

 “是?”我母亲皱纹而又黑红的脸上漾着惊恐、疑惑和不安。其他人以肯定的口吻再次加强了刚才的语气。“那聚平回来了,俺让他问问献平。”母亲语气怯怯地说。

众人说:“教育他以后可不要再像这样了,咱都是一家人。”“家丑不可外扬!老人们说了的!”

两天后,我正在办公室为一篇公文手指舞动,心如钢铁。电话响。一看是弟弟,语气也十分沉肃,感觉像警察审讯嫌疑犯。他问我到底有没有写过咱村的人事儿。我说确实写过!他又问,是不是发表在报纸上,还有网上?我说是!

“哥,可不要这样了啊,福生爷、杨三叔、和林哥等七八个人到咱家里来了,跟咱娘说,你写文章骂人家,还说咱村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我也震惊和惊慌。震惊的是,我老家人居然注意到我写的那些东西,惊慌的是,我在外地多年,家乡人再凶,也拿我本人没招儿,可爹娘和弟弟一家还在那里生活,弄不好,我惹的祸会转嫁到他们头上。

 

一人惹祸,迁怒于其家属,与一人获罪,诛杀九族如出一辙;前者是民间法则,后者为庙堂律令。我立马上网搜索。那些文章都还在,有中国作家网、八斗文学网、榕树下及各种文学网站和论坛。我找到网站和论坛的联系电话和信箱,逐一要求他们删除。心情很激动,也很惶恐,不是怕家乡人如何对待我,而是担心家人。我知道故乡人对待冤家的手段。一种明着来,上门或在田间、路上相遇进行言语攻击或者使用肢体语言;如2000年春天,弟弟就在田间遭到了杨三叔二哥及其两个儿子的痛击,几成脑震荡;二是暗着来,一损坏对方庄稼、房屋、树木等财产为主要手段,或用手脚拔掉新栽的树苗、践踏庄稼,或以浇灌硫酸的方式,使成材的大树腐烂枯死。

“让他们找我来!”在电话里,我给母亲和弟弟壮胆。弟弟说:“他们不敢找你,就找咱娘!”我叹息一声,心里满是后悔。我最初写那些文章,也是出于一种愤怒心理,还有悲哀、恨铁不成钢、希望借此警告并促使他们文明一些等想法。当然,写具体人事时,也受痛恨情绪影响,将之说得十分可恶而又卑劣,尽管有些也是事实,但总有夸大成分。席勒说“生活是严肃的,艺术是宁静的”,我觉得写人物一定要冷。表面的热和情绪化会导致情感变形甚至虚假。而那时候,我却是热的、激烈的,甚至是仇恨的、鄙夷的,受情绪左右明显。导致了文章的偏狭、失真和不公正。

与之相对,那些年,几乎所有关于乡村的文章,都是唯美的、与世隔绝的,无一不是诗画田野,梦里桃源,干净、古朴、素美、简单、自在、与世无争、人心温暖、草木有灵等等。我写那些充满原始暴力和自相戕害的文章,显然与大的文学环境不合拍。但又觉得自己没错。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作为传统文明集结地与堡垒的乡村就开始崩溃了,“向钱看”“抓到手里就是自己的”成为全国人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和群众运动,作为城市文明余孽的乡村虽然在这方面迟钝一些,但也很快加入了这一声势浩大的集体合唱。

人们找矿像疯了一样,我故乡蝉房乡内外的数百座大小山坡都被铁鞋踏破,凡是有些铁矿石、石英石的地方,哪怕用斧头刨、架子车推,也要弄出来,变成钱。有了铁矿石之后,就要建选矿厂,黑水就趁势加入了泱泱向下的河水,从蝉房乡到沙河市之间的数十座村庄被“黑线串起”。几乎与此同时,早些年很少听说、鲜有人罹患的细病(即癌症)汹涌而来,几乎每十个逝去的人当中,有4个亡于癌症。

1995年之前,家乡人走出农门到城市谋生的似乎只有考上大学、由乡政府一跃而到县城部门任职、参军转干这三条通道,几乎与选矿厂同时,村里选择到城市谋生的人越来越多,主要以开杂货、摆小摊和打工等方式,在城市寻求立锥之地。更多的人选择打工,砖厂、煤矿铁矿石膏矿,成为了一般人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人口也不断增长,先前一口人一亩地的格局被打破;新生了孩子的人要求重分田地、荒坡和树木等,逝去亲人的人家则想保持原状,便于继续得到逝者“恩泽”。矛盾由此产生,村人扎堆成伙儿,各不相让。先“嘴仗”,不果,再“战斗”,整个村子仿佛火药桶,杀伐的力度虽然以不出人命为主,但亲邻之间的“仇视”和“仇恨”是人心当中最大的毒素和“杀手”。我每次回家,几乎都要参与其中。不是小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就是一家和另一家之间的怨仇清算。

我们家西侧有一道山岭,底部是老坟地,再向西有一面小山坳,是一个盖房子的好地方。先前,小队把那地方分给一个叫杨小三的堂哥。杨小三住在老村,房子旧了,就想在那儿盖几间新房子,动手平整房基地时,遭到杨三叔二哥一家阻拦。两家各不相让,一方举起了斧头洋镐,一方抄起了铁锨棍棒。肉搏战即将展开。忽然,杨三叔的母亲迈着八十三岁的小脚,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看着杨小三说,你要在这里盖房子,除非把我这个老娘儿们砸死埋掉!

这件事令我非常震撼。据我所知,先前,大奶奶也和自己大儿媳妇、二儿媳妇之间有过矛盾,甚至当场互打,头发拽掉一大把,头皮渗血,看起来比外人还要仇恨。可他们却有一个令村人佩服且惧怕的家族传统,即自家人打出脑浆也是自家事儿,别人一旦和自家人闹矛盾,他们就会马上弃前嫌,一致对外。这种“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民间传统,在大奶奶一家人身上体现得漓淋尽致。

这是最悲哀的,不仅仅是大奶奶一家,也不是我们安子沟村,而是一个民族的顽症和痼疾。那块地大奶奶不用,也不准备在那里修房建屋。阻止杨小三的目的,是不容忍其他人在他们地盘上设置任何障碍,理由是“以后走路不方便”。这有点像狮子、老虎等,划定自己领地,一旦有其他同类闯入,必定以暴力方式解决。丛林法则移植到人类社会,便是胜王败寇、强者通吃。更奇怪的是,村人对大奶奶的作为一致赞誉,说那个老娘儿们,真是厉害!弱者和输者不但得不到同情和怜悯,反而被唾弃和嘲笑,甚至成为其他强人的“众矢之的”。

 

“弱者愤怒,挥刀向更弱者。”鲁迅这句话仍旧没有失效。我还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了一件往事。即邻村南垴有一户人家,总无故被邻人欺凌。这家人有一个儿子,早年参加八路军129师(曾在太行山区活动),解放初期在部队当了连长。忽有一日,乡公所忽然召集群众召开大会。台上有人宣布,把南垴村的那伙人揪出来!几个民兵不由分说,就把还没分清东南西北的几个人扭送到台上。县长说:这些人长期无故欺负某某某一家。现在是新中国,他儿子又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全中国的部队干部。官兵在前方流血,为了我们的新中国。可在后方,他的家人还受自己村里人欺负……县长最后宣布,这只是一个警告,如果再犯,就关进监狱,情节再严重的,枪毙!

讲的时候,母亲的表情特别振奋。

讲完又叹息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咱家受人那么大、那么多的欺负,怎么也没人管管?要是像当年那样,估计那些人就不敢再随便欺负咱了!我笑笑,也很想有公权力介入,对民间的一些事情做一些必要的调解和警示。尽管乡政府都有调解员,可基本上形同虚设,甚至附庸于权力和物质。

母亲有事直接说,从不会绕弯。讲究做事策略、注意说话方式、借力打力、攀附依靠等等生存方法,她永远学不会。父亲又是一个木讷人,除了干活、挣钱,从不管家里任何事。即使母亲和我被人当众打一顿,吐一脸唾沫,在场他也不会吭声。等我长大,这种情况还没有多大改变,母亲的屈辱是对儿子尊严和承受力的最高考验。而我又在外地。一个当兵的,在村人乃至更多人眼里,和外出打工的乡亲没有任何区别。

正因为这样,我才将自己的无奈和痛楚诉诸于文字。而且,对一个平民而言,能用文字来表达已经很奢侈的了。文字带有愤怒、偏狭也不可避免。直到我成为军官,我们一家在故乡的境遇才有了些许改变。但在福生爷看来,一个部队的,管不到地方的。我又距离远,还不是一个军兵种,和北京军区、河北省没有任何关系。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因而瓜分我家荒坡、纠集人到我家“兴师问罪”。

但我本人回去之后,一切又风平浪静。那些议论和谴责销声匿迹,片帆不起。我知道因为什么,但很困惑。有一次,抱着与之辩论、说理和受诘难的心理准备,我去了杨三叔家。他和我们家一山之隔,有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一个女儿。再加上两个儿媳和成年的孙子,“战力”还是很强悍的。说了一些家事、社会事、国事(南太行虽地处偏僻,但参与和了解社会和政治的兴趣很高,大致与北方长时间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传统有关)。沉默的空当,我等着杨三叔的责问。但他却没有。起身告辞。他们送我到院子外,态度还很客气。

我再去和林哥家。他家开着一个小卖部,我去看亲戚,或者买日用品都在他那里。进门,也说了一些类似的话,抽了几根香烟。他也没提。到福生爷家。情况如前。我对母亲说,他们都没说。以后再遇到那样的事情,不管他,把一切责任推到我头上就好了。母亲舒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忽然放松。这个在乡村受苦,又在诸多的乡邻矛盾、倾轧和争斗中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笑了一下,抬手拢了拢鬓边花白的头发。看着她的背影,我忽然想哭。对于一个农民来说,生存和生活的苦是注定的,无可非议。她自己也坚持认为,人生下来就是要受苦的,只要好好去干活,才能活下去。而乡邻之间的矛盾和诉诸暴力的解决方式,才是她真正悚怕和不应当经受的。

回家时路过另一个叔叔家。那位叔叔叫杨同聚,老家河南。1960年逃荒到我们安子沟村后,被一个有一女而无子的爷爷收养,改姓为杨。在村里,他也是弱者之一。后来笃信基督,前两年在武安打工时突发脑溢血而死。他妻子很聪明,意识到自己实力弱,就依附于村里更强悍的人,一个是和林哥,一个是福生爷。瓜分我们家荒坡、指责我写文章丢村人丑等活动她也积极参与。但从不主动靠前,和林哥和福生爷怎么说、怎么做,她照葫芦画瓢,亦步亦趋。

我对母亲说,这就是一种生存智慧。当你自己力量达不到,甚至不能立身时,依附更强的人,未尝不是好策略。

活生生的例子,可母亲就是学不会。

学不会就得吃眼前亏。

2010年后,村子逐渐空了。不断有人去世,癌症;有些老了,或者身有重疾。自顾不暇,和我们家的摩擦也随之减少。我和弟弟年龄渐长,乡亲们也有了一些肯定和惧怕。永远向着强者低头,并顺从于更强者,这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生存惯性。我也知道,所谓的惧怕,绝不是因为这个人,而是我目前所能达到的某种效果和后果。比如,托一些关系去做一些让他们受损失,借助公权力让他们也得不偿失等等。这是最悲哀的,如同他们以人多势众这个“民间法则”或者借助于某个对公权力有一定支配力的人,对更弱者施以无端的打击和掠夺……他们自己也害怕遭到同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很多的儒学教条始终是空话,从没落到过实处。

 

我写故乡人事的文章,早期的有《我的故乡安子沟》等十多篇。其中《我的故乡安子沟》(至今还挂在中国作家网上)写得最差,将安子沟人事和盘托出,没有一点提升。惹怒家乡人的,也是这一篇。现在再看,当时心境跃然纸上。其中愤怒和悲哀情绪简陋、直接还粗糙,语言和结构也差到极点。作为文学作品,它显然是劣等的。如果作为一种个人记录,倒有些时代特征和个人成长痕迹。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美化、诗化乡村的文章和宣传品就很反感。也觉得,住在城市的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乡村发生了什么。即使经历过上山下乡和“文革”的那批人,也只是将阔别经年的乡村作为一种精神乌托邦,用极度怀念的心态,寻找“家园”的士大夫思维,强加给乡村一些子虚乌有的浪漫与简朴的原始色彩。

我们的乡村一直在崩溃。农民作为最基层的社会人群,即使没有那些自相戕害,其现实生存也是艰难的,他们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间,是烈日毒照、雷电滚击、风雨兜头及地震、泥石流、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唯有强体力劳作、祈天拜神,他们才能有的吃、有的穿。何来简朴诗意,何来宁静复古,何来恬淡幸福?有相当一些写乡村和边地的散文随笔,诗意的嘴巴里,嚼着的是农民和游牧民的现实苦难;伪饰的行头上,悬挂着农村和边地人群的疼叫与贫贱。而大批知识分子的美誉乃至无形的引导,更是雪上加霜。

鼓吹乡村和边地宁静祥和,天人一体,大地寥廓、美景永在的时候,有没有顾及到他们的真实生活境遇,有没有真正地了解和理解当代农村和边地?

作为一种文学书写,大致是可以的(尽管会给大众乃至决策者以错觉);如果上升到一个意识形态,那就是罪孽,更是对乡民的真实生存境遇的遮蔽和篡改。我2000年前写故乡的那些文章,确实很偏狭,情绪化也很重,谈不上什么提纯和境界。曾有几年,我放弃了对故乡——南太行乡村的文学书写,主要原因就是一时无法解决自己的偏狭认知和仇恨情绪。20093月,父亲罹患癌症辞世,我忽然放下了很多仇恨,心境从没有过的平和。在一个资源匮乏、生存艰难、劳动获得愈发艰难的乡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使得自己生活得更好,更像个人而已。尽管其中有些人性恶的具体呈现和实施,但那也不惟一时一地,一个和一群人,而遍及全人类。

人和人之间最理想的境界是宽容和理解,一个人最好的品质是宽恕。同情和悲悯是强者对弱者的。而中国农民,尤其北方,整体上都是弱者。弱者和弱者之间最好的关系是合作,合作才会形成更强大的力量,合作也才会创造更符合理想的生活。

2010年之后,我又一次开始了对故乡的书写。采取的方式是安静甚至冷静的叙述和呈现,尽量不加入个人感情色彩,自觉屏蔽掉促狭心理,特别是那些对我们家人有过伤害的人,述其事,陈其情,把文章写得好看,能让人读下去,就是最好的效果。2012年,我写了《生死故乡》,以具体人的命运遭际和现实境遇为主要手段,较为艺术地呈现南太行乡域人群在这个时代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其中一些篇章,自己相当满意;如关注乡村突遭他杀而不报案的《后事》;怜悯和表现乡村智障人群生活状态的《张刘家往事》;书写乡村光棍群体情感和生理乃至命运悲剧的《金戒指》;暴富农民在经济崩塌之后妻儿一夜之间消失的《灰故事》;回溯乡村民间历史和文化信仰及传统的《重回莲花谷》;记叙亲人之间仇杀的《奇遇记》等。

现在留在乡村的,大多数是学习成绩极差,进城无望及老、弱、寡、痴、因一时失误而坠入更底层、更贫苦层面的少数人,看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所谓的文学在他们看来不如厕纸,如果文绉绉地去写纪实文学,而且长篇大论、高举高蹈、再强加给他们一些所谓的高级思想、大套理论,我觉得那是对农民的一种架空和剥夺。尽可能地艺术还原他们的人生现实和悲怆命运,想必是尊重他们的一种方式,也是对那些无能力发出自己声音的人群的一种体恤。

值得高兴的是,近几年来,家乡的一些孩子们,1995年后出生的,有些开始注意到我写故乡的文章。眼界和识见也令人欣慰和刮目相看。其中有一个叫王萌萌的在校大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谈了对我及我写故乡文章的看法。她说:“有一个南沟(我们安子沟小队隶属于南沟大队)的同学告诉过我,他们村的人并不怎么喜欢杨献平。因为他将他们的生活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人展览了他们的隐讳,(甚至)造了他们的‘谣’。人们面上敬他赞他,心里却有些怕他。这对一个热爱故乡的作家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他热情地歌颂着自己的村庄,用自己最美的文字最真的魂写下了一页页乡村掺杂着血泪的历史,然而他的故乡并不感激他,反而在精神上驱逐着他,使他的灵魂和身心一俱游荡在故乡之外,像一个再也找不到母亲臂膀的孩童般漂泊。”

每读至此,不由潸然泪下。

2015年03月11日

故乡的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