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博士  赵炜

 

据统计,中国大约有2.6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女性几乎占到整个移民劳动力的一半。相比于男性和城市妇女,农村妇女绝大多数集中于不稳定的、高强度的、临时性的、低技术的工作岗位,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普遍地存在于从新世纪开始的全球移民潮中。

有关移民的研究和政策讨论往往没有将社会再生产作为移民进程中的一个要素,例如,涉及有关迁徙的决定和影响;对孩子和老年人的照顾涉及家庭成员间的协作和劳动分工,甚至更广泛地影响到村庄和社区社会网络。这些因素会如何影响移民的决定和家庭的策略,同时影响到代际间的和性别化的劳动分工。为深入研究有关性别和移民问题,并为中国的女性农民工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201411222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和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联合召开“社会再生产的分析视角:性别与移民”国际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北京市社科院、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哥廷根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中外学者,以及部分从事女性农民工工作的NGO组织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分成4个主要议题:社会再生产的概念讨论;性别观念和变化和流动的影响;家政工的劳动过程和组织化;中国妇女学的学科发展和移民政策研究。

一、社会再生产概念的探讨

来自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Katharina Pühl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朱红文和赵炜教授,以对话的形式讨论了对社会再生产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这个概念框架解释欧洲和中国的性别和移民问题的方法。Pühl教授首先阐述了社会再生产的概念性框架。社会再生产,是指劳动力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生产,包括食物、住所、穿衣、教育、健康护理,同时也包括对孩子、体弱者和老年人的福利提供。这些可能都在家庭的私人范围之内,也可能是一定程度国家支持的社会化的照顾。对德国和欧洲的社会再生产的理解应该置于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之下。社会再生产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照顾工作(Care Work)是一种无薪、低薪和价值被低估的工作。于是,经济运行就这样建立在这些被排除在外的活动和工作的价格之上。在女性、移民之间的阶级偏见就是产生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发展之中。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理解不能离开社会再生产的全球重构,以及它对性别、族群和阶级关系的影响。朱红文教授做了回应,他认为,重提社会再生产的概念,对于解释正在变化着的社会福利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相对于经济生产,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被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欧洲国家的福利政策,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变化、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社会再生产的议题必然被重视。但如何建立批判性的框架,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赵炜简要回顾了近年来中国的研究文献,她提出,随着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深入,对女性农民工的研究基本来自劳动问题和性别研究两个角度。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理论方面还缺乏足够的解释力。社会再生产的概念仅仅作为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的分类介绍到中国,极少用于解释现实问题。对欧美国家的学者正在运用社会再生产来研究和阐释移民和性别问题,以及热点的全球照顾链(Global Care Chain)的分析,在中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而这些问题,正是中国在社会再生产重构过程中需要重视的。

二、性别观念的变化、流动对社会性别和家庭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性别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爱玉教授基于2010年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男女两性的性别观念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过渡状态,但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现代,越年轻者性别观念越趋向于现代;男性的性别观念更偏传统,且在不同年龄群体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性别观念的形塑源自三类地位实践:先赋地位、自致地位和夫妻间性别地位,自致地位的作用更为重要。两性性别观念因夫妻间性别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异。对于女性而言,婚前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家庭经济贡献比丈夫大、至少有与丈夫相仿的职业地位、家庭权力方面至少与丈夫相仿甚至比丈夫高者,性别观念表现出更趋向现代的特征。作用于两性性别观念的机制有所不同,对女性而言,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受教育机会、职业与政治身份更能促进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对男性而言,夫妻间平等承担家务更能促进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

同样是基于2010年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分析,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杨慧研究员以1845岁乡-城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以流动人口户籍所在省份的农村未流动人口为参照组,分别从经济参与、主体意识和性别观念层面,探讨迁移流动对性别不平等的削弱作用。分析发现,在经济参与方面,迁移流动提高了妇女就业率、职业层次和收入水平,尤其是在收入和职业层次方面,流动人口性别差异与未流动人口相比明显缩小。在主体意识方面,流动妇女的自信、自立、自主性明显高于未流动妇女,特别是在自主性方面,流动妇女的提升幅度最大,与流动男性相比性别差异消失。面对“从男主外、女主内”、“赚钱养家是男人的事”、“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不平等的性别观念,流动人口的认同程度远远低于未流动人口,其中流动妇女对不平等性别观念的认可程度最低,性别平等意识明显最强。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性别、受教育年限、职业类型、城乡结构分别对不平等性别观念的认同程度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收入和流动经历虽然对不平等性别观念的认同程度有降低作用,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其原因可能与乡-城流动结果实现了流动人口由农村到城镇的转移,城镇现代化增强了流动人口的性别平等观念有关。具体而言,受教育年限越长、从事白领职业、在城镇工作生活的流动女性,可以显著降低对不平等的性别观念认同程度。她的研究结论是,迁移流动提高了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动妇女的经济参与、主体意识和性别平等观念,传统性别观念将会在迁移流动中不断摒弃,现代平等的性别观念正在形成。

大规模持续的农村人口流动改变着城市-乡村的结构版图,也在流动中改变着流动家庭的生育模式。很久以来学界较多关注的是与流动相关的迁移劳动体制,而较少关注伴随迁移劳动体制而形成的流动家庭人口再生产体制。对后者仅仅从人口控制管理角度出发,而忽略两者之间关联模式的变化。南京师范大学的金一虹教授从性别视角出发,在流动如何影响和改变妇女的生育、抚育与性做较深入的描述基础上,探讨分离式人口再生产体制的形成。她发现,尽管家庭式迁移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但整体农村人口仍具有家庭分离流动为主的特点。分离式流动包含两重含义:家庭成员多以个体外出的方式作为迁移的起点,即使日后逐渐实现家人在流入地团聚,流动的个体化仍是主要的流动模式,生产和人的再生产两域的分离。基于农村户籍身份的限制,大多流动人口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同时也因为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流动家庭大多选择“在流入地挣钱,在家乡养老养小”的家庭策略。流动对女性的生育、抚育和性观念和性行为都带来很大影响。人们不否认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迁移劳动体制,以及在这种体制驱动下廉价农村劳动力的源源不断供给,但是伴随这一迁移劳动体制而存在的流动生育-抚育体制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往往被忽视。流动给社会性别结构带来的变化还可以从男性的角度考察,中南民族大学尹旦坪教授的观察发现,在全球资本主义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女性在劳务流动的同时发生了婚姻流动,导致本地男性找配偶难、夫妻关系中权力向女性偏移的现象,落后民族地区的男性成为整体婚姻市场上性别失衡的受害者。民族地区农村男性的婚姻困境不仅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和人口的再生产,也威胁着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

三、家政工和家政工组织的研究

Katharina Pühl教授简要介绍了欧洲的经验。随着政府从公共服务领域的退出,公共服务对不断增长的教育、医疗、儿童和老年人照顾的需求基本难以满足。护理工人的工资停滞不前,护理工作遭受巨大的理性化压力。在教育、护理和家政工作、医疗、社会工作、营养和住房等领域已经出现了地区性和团体性的罢工、游行和政治干预。广泛的“城市权”运动,移民争取迁徙自由的斗争,自组织的住房计划所导致的政治抗争等都在试图改变着生存方式。

在中国,对于护理劳动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目前还集中在对家政工劳动过程的描述和对家政工的组织化研究两个方面。

在中国,家政工已经成为庞大的劳动群体。根据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2012年的统计,我国现有家政工2477万人。家政工群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集合了具有转型期独特性的多种身份:这一职业门槛低、易进入,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家政工的从业者多为女性,她们的工作场所是私人领域的家庭而不是公共领域的工厂,她们的劳动性质除了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外,还包含了无形的情感劳动;家政工的就业多为非正规就业,是中国非正规就业者中数量最大的群体之一。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马丹博士,在进行了5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家政工的劳动过程做了详细的描述分析。她的研究有如下的发现,第一,家政工的劳动并不像刻板印象所认为的那样简单,她们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涉及三方利益,非常复杂:家政公司是她们的“娘家”,为她们提供落脚地、工作机会与社会网络,同时对她们的劳动进行培训、管理与监督;雇主是她们的服务对象和真正的资方,她们需要进入到雇主的私人领域进行与制造业工人和其他服务业工人性质迥异的家务劳动。家政工、家政公司与雇主各有利益需求与情感需要,要彼此协调达到平衡才可维持良好、可持续的劳动关系。第二,家政工作不仅需要付出体力与脑力劳动,还要付出情感劳动,并且由于工作的性质,要将本应该处于劳动过程之外的私人生活纳入到劳动过程之内,成为与劳动本身同样重要的商品。情感与私人生活的商品化是家政工劳动最独特的地方,它代表了服务性劳动的高度异化;第三,由于家政工劳动的独特性,需要全新的理论对其进行研究与诠释。第四,对于家政工的研究需要采取多元的立场和实践的逻辑,虽然家政工处于被动、弱势,但是有关这一职业的社会事实不只是单一向度的描述,而是三方甚至多方的博弈,因此必须要在关系中进行研究,引入多方视角,并最终回到反思社会学的学术立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则将研究的视角投向了家政工的组织和团结。以家政工为例,分析非正规用工的工作条件和劳动状况,关注其组织化的状况、特点和类型。研究认为,家政工的组织化具有道义经济与底层团结的特点。看似市场化和原子化的非正规工作,其劳动者亦能够建立起社会团结,相互支持。这种社会团结的基础并非简单的阶级文化,而是身份文化。根据对家政工组织的文化、活动方式、策略和目标的比较研究,家政工至少有四种类型的组织,一是由劳工NGO主导的家政工组织;二是政府部门主导的家政工组织;三是家政工的自组织;四是互联网条件下正在形成的新型网络团体。家政工的身份差异影响其组织化程度和类型。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Sohoon Lee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移民与性别的议题。她首先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从国际组织到国家政府层面上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变化。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尽管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政府都要求制定可持续的移民政策,但在操作层面上,技术和投资移民更受到关注,对低技术移民则强调他们要对个人的行为负责。对于女性来讲,大多数非技术移民在社会再生产领域(服务、家政部门)中就业,她们的工作条件、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很难得到保障。总的来讲,再生产部门的工作是被低估的、难以计量的和非正规的。在韩国,随着经济起飞和发展,大量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其家务工作被家政工替代。来自中国朝鲜族的女性移民工人成为主体。她们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同时也由于家政工对家务工作的替代,也引起韩国中产阶级家庭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储珺也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她认为,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差别化的移民政策,即按照本国的需要,差别化的吸收移民,这种政策本身就产生了移民的分层。中国部分城市的城市化政策实际上也受到影响。这就导致了低端移民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如果他们再进入私营的和非正规就业部门,权益受损的情况就可能更加严重。

四、关于理论和学科发展的讨论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移民和性别问题已经成为令人关注的议题。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性别被视为多个理论交互的跨领域问题。通过性别的视角,可以分析以移民进程为背景的性别关系、阶级和族群关系。移民问题不应该被简单看作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应该将其视为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社会性别和劳动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

在中国,对于女性农民工的研究可以被视为性别与移民问题的一个焦点。近年来,已经存在从劳动和性别两个主要维度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全方位介绍西方性别研究的理论并创立中国特色的性别研究、妇女学和性别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后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社会再生产的观念的引进。以个案、定性为主的实证研究方式关注改革30年以来女性地位和社会角色的变化。另外,用定量研究的方式观察了性别观念、性别的职业分层等方面的变化;流动中的女性农民工状况是被关注的中心。以此为中心,社会流动、性别差异、家庭重构、劳动力市场、女性的工作状况等议题都在研究的视线之内。

相对于西方有关性别和移民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再生产的研究来说,两者应该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两者的差异表现在:从理论的角度,西方学者力图在已经成熟的性别研究和性别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中继续发展,将之与全球化下的新的社会不平等这个中心议题相联系;中国正在借鉴西方理论,并探究中国特色,试图建立中国的理论框架。从实证研究的视角,西方问题的研究领域相对更加宽泛,仅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目前的实证研究已经关注到从照顾者到被照顾者整个链条的各个节点,以这个链条为中心,不断扩大研究的领域。中国的研究目前还仅限于家政工这个群体。西方文献中特别强调的政治经济背景,如全球化、福利国家转型以及包括移民、性别、社会保障、非正规用工保护时社会政策研究与性别的关系等,在中国还较为少见。

此次研讨会将成为一个推动中国的女性农民工问题研究更加深入的一个契机。社会再生产是否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框架,如何将这个理论框架用于解释中国实际,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2015年03月11日

“社会再生产的分析视角:性别与移民” 国际研讨会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