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岩

 

    赶货工:一种特殊的劳动用工群体

中国沿海地区出口代工产业近年来受到严峻挑战,受制于劳动力成本、汇率、土地、原材料、地方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为降低生产成本,非正规就业、非正式聘用等劳动用工模式也开始进入代工产业。一方面,家庭外包逐渐兴起,新的家庭外包以农民工为主,他们在打工地附近的出租屋中领取散件进行加工,以服装、玩具、电子产品为主,计件结算工钱;另一方面,工人以赶货工、临时工等方式打散工,工人们将这两种工作都称为“做赶货”,因而工人群体有一个新的划分类型即“进厂的工人”和“赶货的工人”,这些工人离开正式的聘用体系,通过打短工和承揽订单的方式为其他代工工厂赶货。

赶货现象在珠三角地区已经存在多年,每年春节过后,媒体都会对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工短缺现象进行大量报道,但事实上,由于许多工人选择做赶货,他们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急于在元宵节前赶回工厂上班,因此大量的代工小厂都是在节后才陆续开工生产。珠三角地区的东莞市大朗镇毛纺业、虎门镇服装业和广州市花都区皮具业等这些产业集中的地区赶货现象最为普遍。伴随着赶货现象出现的还有临工市场和赶货包工头的繁荣,例如,花都狮岭镇的临工市场每天早上有几千人规模,东莞的一些包工头可以调动上千人从事赶货。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全球掀起生产组织革新,产品的研发与设计、加工与组装、销售和市场被分散到不同的公司和代理商,这种生产链被称为合同生产网络化。中国的地方政府利用本地廉价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迅速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来。上游品牌企业不断地把订单向下转移,生产者处于劣势,劳工权益不断被压缩,这种合同生产网络化也降低了跨国公司的生产风险和转移了劳资冲突。跨国公司拥有品牌但生产外包,将产品分包给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同时对产品质量、交货时间、生产成本进行严格控制。广泛使用非全日制工、合同工、临时工、家庭代工等方式,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短期化,工资和劳动条件不受劳动法律保护。

跨国公司的订单转移催生了沿海地区发达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继而塑造出一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玩具、制衣、毛纺、皮具等产业都必须依托一个庞大的生产网络和劳动力网络,包括熟练的技术工人队伍、便捷的交通和物流系统、完善的配套服务,例如东莞市虎门镇的服装和石碣镇的电子装配、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的皮具、中山市古镇的灯饰、浙江省温州市的制鞋、浙江省绍兴市的轻纺等产业,几乎每个镇区都集中了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代工产品大都是可以拆分的产品,每一件产品都可以拆分为多道工序,由多个代工企业来完成;工序拆分越细,代工企业越多;代工进入门槛很低,三五台旧设备和三五个工人就可以开厂。许多代工微型企业没有向地方政府部门登记,其纳税、工商、劳动用工等都没有任何记录。由于早期的农民工外出寻找工作主要依靠亲属网络,因此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分布具有特殊的地缘集中特征,如湖北荆州人在虎门从事服装加工,江西赣州人在东莞从事电子装配,湖南邵阳人在花都从事皮具加工,这种地缘和亲缘的集中性有利于赶货工的信息交流。尽管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保护性投入,农民不用再受饥饿折磨,但他们还是要面临“现金饥渴”,外出打工寻找现金收入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赶货打工的收入不足以满足他们在城市里抚养子女、居住、教育的开支,他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奔波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这种由外来性所导致的流动性与代工生产订单的不稳定性是一体的。

 

    工人为什么不进厂

赶货工是工人对自己工作特点的一种简化称呼,赶货工又称临工、零工、散工、日薪工等,他们有熟练的技术,因此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游走城市边缘纯粹依靠出卖体力为生的散工或短工。随着赶货工队伍庞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赶货工之间逐渐成长出一些包工头,他们承接订单组织赶货工生产,并代表赶货工进行谈判,从中赚取提成或佣金,工人称他们为工头。

赶货工收入整体上比固定工要高三分之一,计件单价也要比在厂工人高出三分之一,因为在厂工人有底薪保证,包吃包住,也不用到处奔波。赶货工即便是工厂提供吃住,但完成订单后他们就要回到出租房,因此有一些赶货工合租房供轮流休整,这样可以节省开支。赶货工的劳动强度要比进厂工人高,同时还可以动员家庭劳动力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赶货工完全依靠订单,一旦没有订单或者生病、回家都没有任何收入,没有任何福利和保障。

做赶货可以获得较自由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工人也拥有较大的议价空间,有些工人还可以与家庭团聚。赶货模式可以使企业把经营风险不断地下移到赶货工人身上,而工人只有通过退出赶货或返乡来应对订单的不稳定。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工人辞工必须提前一个月申请。大部分小厂都是当月月底发上个月的工资,未经工厂批准的辞工被称为“急辞工”,急辞工的后果是当月工资不结算,有些工厂还扣上月工资。一些工厂根据工作资历的长短对工人辞工实行轮候制,没有到轮候期的工人不准辞工,一些工厂还采取扣压工人证件的方式阻拦工人辞工。大多数工人都来自内地,他们经常要奔波在家乡和工厂之间,因而辞工现象经常发生。做赶货可以拿到现金,工人不用担心工资被拖欠,也不存在着辞工难的问题。

选择做赶货的都是技术比较熟练,有多年丰富工作经验,在打工地驻留过较长时间的工人,了解行业的市场风险,熟悉整个行业和产品的每道工序。租户赶货是农民工在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客户网络后才选择的生产方式,他们大多数都有过做厂内赶货的经历,拥有一定的客户资源。农民工选择自己租房代工面对的风险会增大,风险主要是订单是否稳定,是否能够按时交货,是否能够接到利润高的订单,另外租房和添制设备的投入也较大。赶货工之间并没有固定的组合,他们视订单而联合,赶货工都是自己租房住,夫妻员工或家族员工非常普遍。赶货工非常重视生产程序上的劳动力组合,因而工价(单价)谈判和工种配合非常高效。赶货工随着订单不断地转厂,但他们熟悉附近的每一家工厂情况,各种信息也在不断交流和分享,例如哪家工厂的订单好做、哪个老板苛刻、哪家吃住条件好等等,代工产业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支技术熟练和流动便利的劳动力队伍。

工厂管理的非人性化也是工人选择不进厂的原因之一,超时加班,任意克扣工人加班费或工资,伙食恶劣,管理层对工人任意侮辱甚至性骚扰的事件在工厂时有发生,工人投诉无门。另外地缘和亲属网络、上下级裙带关系造成工厂人际关系紧张。工厂为工人提供宿舍只是为了确保劳动力短期雇用和临时化,它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而工人的劳动时间可以任意延长和支配。由于不少工厂宿舍卫生条件恶劣,管理混乱,食堂饭菜质量差,对于有技术的老工人来说,他们选择租房做赶货也是对管理专制的一种反抗。

珠三角地区经常发生工厂关门老板逃跑的事件,媒体也经常进行报道。工人、村委会、物业出租方、地方政府、供应商都防不胜防,老板逃跑后工人的工资很难全部追回,工资只有拿到自己手上才算稳。办厂不如跑(逃)厂赚钱快,一些黑心商人靠坑害工人和上下游供应商谋利。一些来自台湾的逃厂专家熟悉行业和产业的运转特点,他们能够帮助老板把工人工资、供货商的货款、银行的贷款、厂房的租金和水电费等各种债务都算计到最佳时刻再宣布工厂倒闭,这些工厂老板低价变卖设备和赊购的原材料、以周转困难为名拖延工资发放然后卷款逃跑。经历这种遭遇后的工人更愿意做赶货赚现钱,广州市花都区皮具行业由于进入门槛太低,存在无数作坊式的工厂,没有工商注册,没有厂房或设备抵押,这类小厂逃跑更容易,因此皮具行业的赶货现象更为普遍,工资甚至发展成为一天一结算。

 

    工厂为什么需要赶货工

代工小厂既要争取从上游生产商手中承担更多的大单或急单,还要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把工人劳动产出效率发挥到极处。大单意味着有稳定的货源,急单加工利润高。早期赶货用工现象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订单不稳定,工厂承接了更多的订单或者订单交货时间紧张但又没有储备足够的工人。发展到今天,即便订单稳定了,代工企业也宁愿直接把一些生产工序交给赶货工,赶货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用工方式。小企业无法建立一支稳定的劳动力队伍,他们很难支付有竞争力的福利和工资来与大型工厂争夺技术工人,只能在承接到订单后选择赶货工。珠三角一年四季温暖的有利条件也为赶货工流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赶货工一般都只需要带几件简单的行李就可以方便地在各家工厂之间流动,而珠三角地区蔓延的民工荒也为工人频繁跳槽提供了机会。

由于代工利润空间不断地被压缩,控制人工成本非常重要。工厂不需要为赶货工承担任何劳保福利,在生产淡季不需要承担赶货工的基本工资和生活支出。按照相关劳动法律的规定,工厂必须与工人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购买包括养老、工伤、生育等多种保险,政府通过合同文本把工人与企业都纳入监管之下。赶货工选择以订单方式与老板进行劳务合作,同时也失去了国家强制性社会保障系统的保护。珠三角地区一些工业园或城中村里到处都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招工和卖(转让)厂小广告。所谓卖厂其实就是卖设备,代工小厂倒闭的风险很大,没有订单的话随时可能关厂,工人也不需要进行任何补偿,这类工厂大多数都是聘请赶货工或者外包给租户赶货,少量的固定工也大多数是亲属。

选择赶货工这种用工方式也是老板减少工作现场的冲突和控制管理成本的策略,老板在监督产品质量之外,不需要对工人的生产强度和劳动效率进行激励和监督,传统工厂管理中的劳资冲突被隐性地处理成为一种劳务承包纠纷,超时加班、工伤、食宿条件和管理水平这些传统劳资冲突的重点问题已经不再成为赶货工与老板的斗争议题,工人与雇主的对抗与紧张关系消失了。工价、交货期和质量监控的博弈成为赶货工与老板持续斗争的重点领域。赶货工也可以用隐性的方式来对抗那些在他们认为糟糕的老板,如故意浪费生产资料,故意拖延交货时间或者制造生产程序的混乱来延误生产。为了防止赶货工对老板的控制,老板一般不会把全部工序包给同一批赶货工来做,因为如果赶货工故意交货不及时或者质量出现问题,工人损失的只是工资,老板损失更大。

代工产品不断地拆分为细小的生产单位,赶货代工以日复一日的熟练生产而得以形成的快捷和灵活的身手成为资本选购的优等劳动力。生产制造变成一项比快慢而不是比难易的工作,所有的技术也仅仅是熟能生巧的技术而不是知识存量技术,计件制的生产表面上体现了工作的技术产出,但其最终都是可以量化在计时上。由于厂内赶货和租户赶货都是在订单极不稳定和劳动力市场高度流动下进行的,代工订单来自海外,上游生产商也来自海外,依托外来的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的分离,统一有效的劳动立法保护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地方政府没有对外来的赶货工承担保护的动力和责任。赶货工所言的自由也即是退出工厂的自由,但他们无法选择退出打工生活。来自内地和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每年都在沿海地区各家工厂中快速流动,由于代工企业依赖于高密度的劳动投入而不是技术和资本,生产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和订单短期化,这种生产模式最适合于这支不确定的劳动力队伍。打工收入几乎是赶货工全部家庭经济来源,由于劳动是赶货工所拥有的唯一相对充足的生产要素,赶货工人高强度的加班获得边际收入很低,他们付出的劳动强度都令人难以想像。赶货工是在订单极不稳定和劳动力再生产没有任何保障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汇率变动、土地价格、环保压力、劳工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了上游品牌商的流动,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正在大力推进产业转移,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代工小型企业时刻面临倒闭。与农民工常态的斗争手段如频繁的辞工和跳槽一样,做赶货可以视为一种农民工进行反抗的“弱者的武器”。

2014年11月05日

都市里的赶货工

本网站由阿里云提供云计算及安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