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  林乐峰

自从有关生产政治的劳工研究理论介绍到中国以来,一批致力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劳工研究的青年学者开展了很多劳工政治的实证研究。他们带着对社会底层的关怀与同情,走进工厂,深入工人社区,以实践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学识去发现世界工厂的苦难。他们的研究重新把工人带回公众的视野,引发我们对转型中国的劳动关系和工人阶级形成进一步思考,而不断爆发的劳工斗争也迫使学者、社会组织和国家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随着新一轮改革的掀起,中国劳动关系发展问题已经被推向了风口浪尖,劳资矛盾(如果不是阶级矛盾的话)不仅已经无法被掩盖,而且爆发越来越频繁,旧的维稳方式越来越不适合化解劳资冲突。中国的劳动关系制度究竟走向何方?中国的工人阶级将成为一支怎样的社会力量?我们的工人阶级组织将如何建立和发展?这些是学者、工会组织以及国家当下共同面对的历史课题。面对这样一个严肃的任务,我们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严谨。一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劳动关系制度发展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我们的历史独特性,比如我们承接的制度遗产以及中国在全球资本格局中的当代位置等等。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能够澄清现在劳工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模糊不清的假设,并提供一个看待中国劳动关系和劳工政治发展的比较视角。我认为,这对我们今后的劳工研究和实践来说是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

通过阅读文献和对中国工会现状的观察,我看到中国的劳工研究领域存在许多来自海内外对劳工现状的批评、批判,很多时候这些判断和批评都不自觉地(unconsciously) 以西方劳动关系制度,尤其是工会斗争和工会制度,作为参照。参照和比较本身没有错误,而且对于实证研究和实践工作都是必要的,可是,我反对的是这种“不自觉地”参照,即缺乏对参照对象和参照标准的反思。这种反思性的缺乏,具体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1)用中国劳动关系的现实与抽象的西方劳动关系的理想类型做比较;(2)用中国劳动关系斗争的演变过程与西方劳动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结果做比较。这种隐藏在中国劳工研究背后的“不自觉地”假设(assumption)或者“参照”(reference)是方法论的错位,其结果很容易误导我们对于中国劳工政治实际情况的判断,甚至会不小心导致工人组织实践工作的决策失误。下面我将具体讨论上述问题。

用中国劳动关系的现实与抽象的西方劳动关系的理想类型做比较。所谓抽象的西方劳动关系制度,是指一种脱离时空和地域、没有历史、没有国别的劳动关系制度,最明显的就是孤立地看待建立独立的民主工会和以此为基础的集体谈判制度,而不是比较这两个制度的实践。我们仿佛有一种默认的共识,西方工会制度(或者是发达国家的工会)都是一样的民主形式并且通过集体谈判为工人争取福利和保护工人权益。事实是这样吗?由于大萧条时期美国重新调整工业关系后逐渐确立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的衰弱,中国学者和工会对民主建会和集体谈判的想象是以美国劳动关系制度作为默认的参照对象。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二战后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完善独立民主工会和集体谈判制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初期是美国蓝领工人阶级的黄金期,当时美国制造业的世界霸主地位确保了企业和政府有足够的利润与财政支撑工人的经济与社会诉求。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这是特殊的20年,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积累阶段,在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是美国实现了短暂的产业和平与所谓的劳资共赢,另一方面工人运动的野火依然在其欧洲盟友的土地上燃烧,而其他资本主义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更谈不上工人阶级形成。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复苏不久就使美国资本感受到了竞争压力,同时福利国家政策也并没有让美国免于再一次袭来的经济萧条,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产业和平很快就陷入了危机。接下来的故事,很多人都清楚,美国私营企业的工会会员率下降到7%(2011),蓝领工人的集体谈判覆盖率也只有17.8%(2011)。粗略地还原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民主工会和集体谈判在美国的实践并不如我们想象的美好,20年蓝领工人的黄金时期也有着极强的历史特殊性,抽象出来的民主建会和集体谈判的概念是简单明了的,但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不是这两项制度本身,而是他们成长和发展的土壤。

用中国劳动关系斗争的演变过程与西方劳动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结果做比较。客观地说,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劳工政治(工人运动)发展总体上处于一个进步的走势,我知道这个冰冷的判断遮掩了许许多多正发生在工人身上的苦难,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劳动立法的进步、政治空间的相对开放、工人抗争的踊跃、地方工会的改革以及体制内维稳思路的转变等等都在为劳工政治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我们的工人运动、劳资关系正处于积极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与其他国家劳工政治的比较,应该是两个发展过程的比较,或者是在相似发展阶段中的某个方面的比较。单纯拿我们还在发展的劳工政治与美国或者欧洲产业关系的阶段性结果比,是没有意义的。美国在1950年代初宣告了劳联-产联(AFL-CIO)的胜利,一些欧洲国家则要更晚一些,但是不出20年,工会斗争的胜利果实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被蚕食,直到最近,我们还可以看到零星的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工会在做起死回生的反抗。我们并不是否认美国工人阶级在1950年代取得的历史成就,可是我们更应该看清楚美国工人在之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斗争,罢工曾长期被法院判定违法,政府也使用国家卫队来镇压工人的集体行动 ,工会积极分子被列入雇主的黑名单不得雇用 ,老板开除工会分子并禁止在企业里成立工会,非裔美国人和新移民对工人市场谈判力的冲击等等。美国的民主建会和集体谈判并不是大萧条期间国会的法律赋予的,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美国工人运动才是推动很多法律权利落实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我们对这些斗争历史几乎不怎么关心。如果要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工政治发展进行对比,那么对中国劳工政治的判断就不该以美国工人阶级在1950年代的历史成就作为参照,而应该是参照他们的劳动立法过程以及伴随立法过程发展的工人运动与产业调整。

我们应当更多的参考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历史经验。我们的劳工研究和工会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以比较高的发达国家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认为他们的劳动关系模式也适用于我们(如果不是他们的劳工斗争也适用的话)。我认为在建立现代劳动关系模式的历史条件方面,一些早期发展中国家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具有参考性,比如说韩国、巴西、南非等等。这些国家都是曾经或者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从低端的出口加工业开始现代化进程,大量的农村向城市移民,新工人在城市遭遇歧视,在工厂遭遇高度剥削。他们的反抗被权威政府无情地打压,独立工会被禁止和查封,工人领袖被抓进监狱。但颇有兴味的是,这些国家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劳动关系的大转型和工人阶级的再塑造,其中,韩国已经迈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巴西工人在经济与政治地位上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因此,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这些文化或经济发展路径与我国较为相似的国家,找到比较的起点和平台,进一步探索能否从这些国家汲取历史经验,从而避免我们的劳动关系发展再走弯路。

在一个倡导经济全球化的新世纪,环顾各个国家的劳动关系和劳工政治,我们不难发现,世界工人都在忍受着全走资本主义激烈的侵犯。虽然具体形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不一样,但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工人在与资本的斗争中并不孤独。如果我们再回望得遥远一些,我们可能会更惊讶地发现,各国工人阶级斗争可能在个别历史时期只取得过短暂的胜利,而且那些胜利极少被稳固。在当下的世界体系里,建立何种劳动关系发展模式,塑造什么样的工人阶级队伍,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应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乃至市场的发展与规训等等,这些都依然是开放的、没有历史结论的问题。具体地说,中国劳工研究和工会工作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中国问题,而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没有定论的世界问题。今天,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新位置为重新审视和探索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命运与出路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契机,我们的学者和工会工作者必须顺应历史,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2014年10月08日

劳工研究与工会工作中隐含的假设——一个简短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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