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劳工问题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术领域,大量研究层出不穷。一批关注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青年学者也已经对中国工人的变化与命运进行了扎实、深入的研究。他们关注的很多问题却颇为相似,如劳工运动与组织、工人教育、政府治理、劳工政策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作为我国劳工问题研究的中心之一,近年来致力于为从事劳工研究的青年学者打造学术交流、对话的平台,进而能够让更多的青年学者对劳工问题产生研究兴趣。

近年来,《中国工人》杂志作为我国劳动关系、劳工问题研究的标志性杂志之一,发表了很多前沿性的研究成果、见解与评论。现开设“清华劳工研究工作站”这一专栏,旨在通过与清华社会学系的合作,将国内从事劳动社会学和劳工研究的青年学者的成果与观点进行集中展现。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 沈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博士 闻翔

 

    劳工研究作为勃兴的研究领域

2005年以来,国内社会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关于工人阶级的研究日渐升温,以三个主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为例,自那时起,在这些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在劳工社会学脉络下开展劳工研究的文章,其中既包括对国企工人、农民工的经验研究,也包括相关文献综述或理论述评。可以说,劳工研究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学一个新的热点和知识生长点。出现这种情况至少具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阶级”分析在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多年沉寂之后又开始重返学术研究话语之中,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又重新被运用于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工人阶级在此过程之中的命运和遭遇又不可避免地要求社会学家加以关注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将工人阶级带回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和“将阶级分析带回劳工研究的中心”成为一种鲜明的学术趋势。

面对这一勃兴的研究方向,有人欢呼其鲜明的价值立场和底层关怀,称这代表了一种带有价值关怀的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就如同前几年在美国社会学中“解放社会学”的出现一样。我们当然承认这种趋势。不过,我们认为,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美国著名劳工社会学家麦可·布洛维近年来提倡“公共社会学”,强调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但是他同时也不忘指出,专业社会学才是一切社会学的基础。可见,在评价一个学术流派或者一个研究领域时,价值立场固然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从专业上、学理上对它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分析。

    “从工厂透视社会”的问题意识

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孙立平系统地论述了“转型社会学”作为研究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一个新学术传统的基本设想。他指出,转型社会学必须眼光向下,关注底层的日常生活及实践逻辑。循着这样的思路,劳工进入研究视野自然是题中之意。沈原进一步将中国的社会转型定位于处在“两次大转变的交汇点上”:一方面,中国深受全球化带来的资本导向的市场化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本身也正在经历着由再分配到市场的体制转型。而在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人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图景就是:产业化和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当国际社会和经济学家们异口同声地断言中国正在变成一座‘世界工厂’时,这个断言的社会学意义已被一语道破: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中国形成。这个阶级的命运、它对社会转型的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关注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见,在转型社会学的视野下,劳工研究的问题意识就是通过对正在经历着一系列变迁、沉降、形成或再造过程的工人阶级的研究,来透视由再分配走向市场的整个转型过程。借用孙立平早年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概括,劳工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就在于“从工厂透视社会”。具体而言,这个问题意识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考察社会转型对工人阶级而言意味着什么;二是追问工人阶级及其()形成过程对转型、尤其是社会结构变迁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

在此,我们看到,“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传统,即对于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激进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探寻,以及对工人阶级作为创造历史的行动者的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劳工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出于社会研究者的底层关怀,更是为了“关注工人阶级在转型期的历史命运以及他们推动历史变迁的能力。”事实上,在转型社会学的视野中,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生产社会”而非“保卫社会”构成了首要任务,而公民社会的生产,主要从阶级和市民两个维度来进行。也就是说,除了各种市民群体发起的新社会运动之外,社会的生产主要依靠工人阶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波兰尼才会指出,“劳工的命运就是社会的命运”。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的市场转型有着不同的逻辑。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与主导意识形态不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进行的,其具有政体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以及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总体性精英的出现等特点。更直接地说,中国转型最为独特之处即在于权力和市场的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奇特的境遇:高度总体性的国家体制与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并存共生、互为促进。两者的这种密切结合,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从未出现过”。如此独特的转型逻辑必然会给中国工人阶级的境遇和现状打下独特的烙印。

 

    劳动过程与“工厂政体”

转型视野下劳工研究的问题意识要求我们既要从经验层面上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生产政治和集体抗争行动等给予细致的研究,同时也要从理论层面上同劳工社会学领域最重要的两个理论传统,即劳动过程理论和阶级形成理论展开对话。在本文接下来的两部分中,将分别就劳动过程研究和阶级形成研究进行梳理。

在国内社会学界,对于农民工的研究起步不可谓不早。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学就开展了对农民工及其大流动的研究,甚至“农民工”这个提法都是社会学家最先创造和使用的(据称,“农民工”的概念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已故研究员张雨林先生最先提出的)。这些关于农民工研究取得了公认的成果,大量的经验调查引起了学界、公众乃至政府的关注。但今天回过头来从学术上来总结,却至少可以看到其存在两个弱点。其一可称之为“重点偏移”:研究“往往颇为详尽地描述了农民工的社区生活而忽略了他们的生产活动”, 劳动生产活动远远落到研究者的眼界之外;其二可称之为“理论错位”:不是用关于劳工阶级本身的社会学理论来考察劳工阶级,而是将之置放在诸如“分层与流动”、“社会问题”等理论模式之下加以分析。毋庸讳言,这两个弱点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工研究应有的理论力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劳动过程研究”遂被引入进来。

劳动过程研究作为劳工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970年代创立以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马克思的《资本论》奠定了劳动过程研究的基础,布雷弗曼1974年问世的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则标志着劳动过程理论的正式形成,该书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造成劳动过程中“概念和执行的分离”,从而使劳动“去技能化”(deskilling)的特征。但是布洛维认为,光看工作本身解释不了工人为何卖力工作,因此必须去考察工人在生产过程之中的体验,也就是工人对于剥削的“甘愿”(consent)。在布洛维看来,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在进入垄断阶段后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型,劳资关系不再是赤裸裸的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剥削的关系,而是有所掩饰的,“生产并掩饰剩余价值”成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本特点。对于造就车间的生产秩序而言,工人的甘愿和资本的强迫(coercion)同样重要。布洛维将这种强调甘愿生产的工厂政体称之为“霸权政体”。他笔下的“工厂政体”包括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等四个基本维度。布洛维后来又发展出一套包括“霸权”、“专制”和“霸权-专制”等在内的工厂政体的理想类型。

但是,布洛维虽然看到了工人的主体性,但是他所谓的主体性还仅仅是作为阶级的主体性,性别、种族和公民权等社会因素并未进入他的视野之中,因此需要加以补足。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将主体性的社会因素带回到劳动过程研究之中成为后继研究者的共同策略。在李静君、霍恩斯柴尔德等的研究著作的影响下,何明洁基于在成都某大型酒楼长达数月的田野经验,考察了服务业女性农民工的“情感劳动”,提出“性别化年龄”的概念。何明洁注意到,在同一家酒楼的女工内部,存在 “大姐”和“小妹”的分化。这种区分从表面看好像是一个简单的年龄大小问题,但实质上却是年龄的社会性别建构及其造成的女性家庭角色和社会责任的差异。对年龄的社会性别建构一方面使大姐和小妹在处理与资方、顾客、家人的各种关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它被资方纳入用工策略,使大姐和小妹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劳动力再生产对资方的依赖程度、劳动分工的性质分化等方面处于不同位置,导致资方对大姐实施专制型的统治,对小妹实施霸权型的管理,因而在同一厂商组织内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工厂政体。

如果说何明洁将年龄和社会性别的视角带入到劳动过程研究之中,那么沈原和周潇对建筑工的研究则将“关系”这一中国社会学特有的概念引入劳动过程研究中。很多学者对于“关系”在农民工流动乃至城市生活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考察,但是对于“关系”如何作用于劳动过程却鲜有论述。实际上,关系并不是以找到工作为终结,农民工带着关系进入了工作现场,这些关系以及其中蕴含的价值和文化形塑了劳动过程中控制与反抗的特殊机制和策略,从而演绎着与西方背景下的工厂迥然不同的工厂体制和生产过程。沈原和周潇的研究以建筑业农民工为例,阐述了关系网络对于劳动过程的形塑作用。在建筑工地上,工人与工人、工人与管理者之间普遍存在着老乡、亲戚、朋友等关系。这种普遍的关系网络是农民工网络化劳动力市场的产物,并且由于农民工“二等公民”的社会身份和建筑行业生产组织的特性,在劳动过程中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他们因此提出 “关系霸权”的概念来加以解释。“关系霸权”是一种独特的生产政体,在其中,包工头透过生产忠诚、拿捏分寸以及软约束等关系运作的策略,一方面在工人中间生产了支持、认同乃至忠诚,另一方面又对不满进行了约束。虽然很多时候工人认识到自己所受的不合理的待遇,心存不满,却因为关系网络的束缚而只能忍受或者仅以温和的方式稍加表达。这样的关系网络就成为一种有力的控制资源,其保证了建筑工地的基本生产秩序,甚至促使工人积极投入到对自身的剥削之中。

同样是关于建筑业工人的研究,亓昕聚焦于欠薪体制形成的历史原因。与一些学者将建筑业中拖欠工资的现象归咎于转包分包制和包工头制度不同,亓昕强调“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亓昕发现,计划经济时期的第一代农民建筑工因为经历了人民公社体制,所以形成了日常记工、年终结算的“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惯习”。这种欠薪用工的方式在市场改革之后,经由权力与资本联手施以有选择性的再造,仍然得以延续下来,并最终成为行业规则。

与服务业和建筑业的相关研究相比,童根兴和闻翔等人关于家户工的研究则揭示了另一种工厂政体的类型。童根兴以河北省“北镇”的箱包工厂为个案,考察了乡村工业化的一种特殊道路,即“家户工厂”(household factory)的生产模式。家户工厂的老板和工人都是农民,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相互之间以亲戚称谓,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被掩盖在传统的村社/家庭制度中,工人缺乏对于剥削关系本质的认知,无以形成联合的阶级意识。闻翔对北镇家户工的重访(revisit)则关注了籍贯在工厂政治中的微妙角色。他的“团结文化”概念揭示出在阶级和法权话语均告缺失的背景下,工人正是利用共同的籍贯形成团结的基础;而“差异政治”概念则揭示出老板也会巧妙地利用籍贯,对工人分而治之。由此构成了北镇箱包业工厂政体内部独特的控制与反抗机制,籍贯也因而具有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族群”的涵义。

 

    抗争、组织与“工人阶级形成”

对于劳动过程和工厂政体的研究实际上是为了回答市场转型如何影响工人阶级这样一个问题,但这仅仅是“故事”的一面,工人阶级对于转型的影响和作用则是“故事”的另一面。新古典社会学认为东欧的工人没有集体行动,只是碎片化、原子化的个体,因而完全是被决定和被左右的,不会对转型路径产生影响,他们甚至都还没有形成为一个阶级。然而,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对阶级的整体主义和化约主义的简单理解。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学研究早已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从来就不是一个利益一致、共同行动的整体,而是被地缘、职业和党派所切割,“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也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类型和片断,各个片断具有不同的意识和行动,对社会结构的变迁乃至社会转型的整个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正是对“故事”这另外一面的关注,使得研究者对劳工抗争和劳工组织尤感兴趣,并进而形成了“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关怀。

沈原比较了转型期国企工人与农民工的形成过程,并引入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两种模式分别对其进行分析。他将脱离农村和农业,进入工业生产领域的农民工称为“新工人”,他们进入到典型的市场化的劳资关系中,因而可用以“剥削”为核心的马克思模式进行解释;而原国有企业的工人则是“老工人”,他们从计划体制和国家福利的保护中被甩出来,开始直面资本的奴役,正是在这样一个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阶级意识,因此可以用以“商品化”为核心的波兰尼模式来解释。

如果说沈原是从理论逻辑上阐述了转型期国企工人与农民工的不同阶级形成模式,那么,吴清军、夏雪、刘建洲等人的研究则是从经验的角度对国企工人和农民工进行研究。吴清军以东北某大型国有企业为个案,探讨了传统产业工人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单位走向劳动力市场的转型过程。他的研究指出,随着单位制与身份制逐渐解体,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以单位为组织、以先赋身份为划分等级原则、高度组织化的传统产业工人群体在市场经济改革中逐渐解体,与此同时,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底层阶级。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传统产业工人的群体认同与意识并非是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中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市场化改革之后,在劳动过程之外的权利与利益被削弱与剥夺的过程。最后,作者得出结论,随着劳动关系、工资制度、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福利等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传统产业工人经历了一次阶级再形成的洗礼。

同样是研究国企工人,夏雪则将侧重点放在社会记忆对于阶级意识和认同的形塑上。通过对河南郑州两类国有企业工人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研究,作者从身份获得、车间劳动、工厂政体和日常生活四个维度对两代国企工人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不同代际的工人由对企业的全面依附到日渐疏离这样一个归属感变迁的过程。在这个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夏雪对阶级形成的理论提出了反思。她认为,不能仅从阶级概念抽象地去理解,必须重视工人内部不同的形成经历和各种差异,尤其是代际间的差异。中国国企工人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建构起来的,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形成的独特性。

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关注的都是国企工人,而刘建洲的研究则从抗争类型的角度对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进行了分析。他根据组织化程度(个体/集体)和抗争的性质(积极抗争/消极抗争),构造了一个农民工抗争行动的类型学,指出无论是集体抗争还是个体抗争,无论是指向自身的消极抗争抑是指向资本的积极抗争,都有助于群体和阶级意识的成长,而结构性的变迁可能正是新兴的工人阶级主体在各种抗争行动中逐渐推动和实现的。

劳工组织也是在研究工人阶级形成时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众所周知,工会是最主要的劳工组织之一,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工会在当代中国劳工政治和劳资博弈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因而工会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劳工研究中也一直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此外,大多数的工会研究往往秉承国家管理主义的问题意识,而很少能够提出有社会学味道的问题。吴清军关于沃尔玛组建工会的研究是一个例外,他发现,外企“守法”组建工会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工会不至于影响到企业在经营与管理上的垄断权,而作为对企业方“守法”行为的让步,上级工会也不会去追究与监督企业工会是否能够真正维护职工切身利益。所以在当前,围绕“守法”这个界限,双方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局面,即企业形式上“守法”,而上级工会则形式上“维权”。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当前某些厂商组织中工会组建的实践形态和逻辑。

 

    新领域与新议题

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刻地卷入全球化过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的推进,劳工阶级也日益表现出新的行动特点,引起劳工研究者的关注,从而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并锻造出新的研究议题。“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弟学校”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劳工研究者格外关注的两个领域。

20105月发生的两个事件是促使转型视野下的劳工研究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加以特别关注的契机。一个事件是南海本田工厂新生代农民工组织的大罢工,另一个事件则是著名的“富士康事件”:10多位青年工人连续不断地以跳楼这种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衬托这两个事件的背景则是全国各地劳工连绵不断的抗议活动,一直延续到今日,它们共同预示着劳工抗争新时代的来临。

面对此情此景,劳工研究者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大规模的抗争为何在这个时期突然来临?第二,青年工人的抗争为何采取了如此截然不同的方式——在南海是典型的集体行动,而在“富士康”则是如此极端的个人行动方式?沈原最近的论文试图从理论模式上回答上述问题,他指出:根据潘毅等人的“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理论可以解释前一个问题。农民工的社会处境特点就在于他们在城乡之间进退失据,既不可能融入城市,也不可能退回乡村,这种两难处境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获得集中体现,其所形成的巨大压力注定在他们登上工业舞台后爆发出来。与之相对应,布洛维的“工厂政体”理论则可以解释后一个问题:在南海本田那样的“常规性工厂专制政体”中,先在的社会关系的存留使得工人们有可能利用各种方式,包括利用互联网手段而联合起来,进行集体罢工;而在“富士康”那样的“军管式工厂专制政体”中,工人被割断了所有的社会联系,从而被彻底原子化了。原子化的个人当然只能采取极端个人化的抗争方式。在这里,“工厂专制主义”范畴得到了进一步析分,而且将潘毅所主张的代际分析与布洛维所主张的制度分析结合起来的取向十分明显。嗣后,郭于华等人的一篇论文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农民工生产体制”的概念:造就农民工阶级及其各种困苦的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而是一套细密的制度安排。因此,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只有以彻底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为前提条件。

布洛维有一句名言:“我们从生产始,而以政治终”。他强调的是“生产的政治”。相形之下,他未曾作为重点而加以强调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即“生活的政治”。“生活的政治”涉及劳动力再生产的领域、条件和机制。在转型中国的条件下,农民工的再生产问题始终是劳工研究不能也不应回避的基本问题。在这里,我们似乎在兜了一个大圈之后回到了论说的原点:再一次面对农民工的社区生活和日常生活。不过,这一次我们是经历了真正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合题”的意义上返回到农民工的社区和日常生活的:我们批评了脱离劳动过程对农民工社区和日常生活的描述,但在引入劳工过程分析之后,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作为劳动过程不可分割层面的农民工的社区和日常生活。“生产的政治”与“生活的政治”必须联系起来。

潘毅等在关于“宿舍体制”的研究中最早涉及农民工再生产的基本问题。她笔下的“宿舍体制”是工厂专制主义体制的一个附属安排。劳工不仅在宿舍中再生产自身劳力,而且还酝酿着不满和反抗。与宿舍体制相对应的是社区体制。在当前体制下,农民工社区一般而言指涉的就是“城中村”,即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聚居之所。

近年来,转型视野中的劳工社会学的观察焦点,在社区生活方面更多地聚焦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在社会学和教育学中,关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相关研究为数众多,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与一般教育社会学和社会分层研究把教育视为个人向上流动的渠道不同,劳工社会学更多地引入批判视角,把教育特别是农民工子弟学校视为阶级结构再生产的工具。梁自存的研究考察了某大城市中的一所面向农民工子弟的职业培训学校,揭示出该校如何通过课程设置、励志教育、社区环境、家长预期等环节,逐步消解农民工子弟通过参加高考实现向上流动的意愿,最终把他们定位在为城市生活提供服务的各种职业位置上,如保安、电工、女服务员等,如同他们的父辈一样。江发文和周潇的有关研究则对比了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弟和乡村的留守儿童,探讨了劳工阶级再生产的不同途径。周潇指出,对农民工子弟教育而言,“外部化”和“边缘化”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外部化”是指通过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来吸纳随父母流动的农民工子弟,“边缘化”则是指乡村中通过普通学校吸纳未曾跟随父母流动而驻守在乡的农民工子弟。在两种安排中,农民工子弟都被安置在教育体制的最低端,彻底剥夺了他们通过四年制大学教育而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眼下,劳工研究者开展的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当属清华社会学从事的关于农民工就业行为的“短工化”研究。该课题的最新报告依据对2000多位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指出农民工整体上正在出现“短工化”即就业时限短暂的趋势,此种趋势在普遍被称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尤甚。“高流动”即频繁变换工作和“水平化”即难以升迁构成农民工就业“短工化”两个层面。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高学历与女性是 “短工化”趋势至为明显的两个群体。虽然对造就“短工化”的结构条件仍在分析之中,但是此种“短工化”趋势对工商企业(例如技术养成)、社会结构(例如对设置和实施各种保障体制带来的困难)和劳工抗争(例如频发的“野猫式罢工”)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我们从转型社会学的视野出发,以清华社会学同仁的研究为轴心,对近些年来部分劳工研究作品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在我们看来,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劳工研究在国内毕竟还是一个较新的学术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缺点和不足。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又在不断对劳工研究学者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之中,“伴随国内外市场利益和力量的出现,阶级和阶级关系正在车间内外被生产和再生产”。可以说,劳工研究相对于转型中国的现实而言,有着相当的 “实践的紧迫性”。如何迎接这样一个紧迫的挑战,正是转型中国劳工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作为本文的结束,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三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认为当前的劳工研究尚需要加以努力或继续完善的。当然,这里提出来只是作为初步的讨论,很多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地思考或理清。

第一,劳工研究需要宽阔的全球视野。全球视野意味着将劳工研究放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进行。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扩张,资本在全球的流动造成了生产的地理转移与各国工人阶级的重组。对中国的劳工运动和劳工研究而言,这包含了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在于,与西方国家去工业化浪潮同步发生的是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工业化,按照美国著名劳工社会学家席尔瓦的观点,全球资本流动将在这些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创造和强化新的工人阶级,中国恰恰位列其中。在那本已经成为经典的《劳工的力量》一书中,席尔瓦根据对18701996年的世界范围内的劳工运动的考察,提出她所谓的“中国假设”,即中国很有可能会因为快速的工业化和无产化而成为下一个爆发大规模劳工运动的国家。她的观点由于没有考虑到中国市场转型的独特性,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她那种开阔的全球视野和长时段的历史性视角却无疑是值得中国的劳工研究者学习和借鉴的。第二重含义在于,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资本、企业和劳工正在走向非洲、欧洲和美洲,随之而行的还有三十年来我们形成的独特工厂体制与企业文化,它们正在和所在地方的文化传统、劳工群体、政府机关和社会组织发生碰撞、融合与冲突,对此亟待加以研究。因此,双向维度的全球化应当是我们在当下研究劳工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视野。

第二,劳工研究需要结构的眼光。结构的眼光要求我们从辩证的关系视角来研究工人阶级。阶级从来就是一个结构性、关系性的概念,有上层阶级就有底层阶级,有工人就有资本。对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的认识和判断,肯定不能离开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认识和判断,特别是不能离开对当代中国的权力精英与资本精英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劳工研究者不仅要眼光向下,深入到底层劳工阶级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去,还要能够从中跳脱出来,眼光向上,在更加宏观和更加结构性的层面上来把握劳工的问题。

第三,劳工研究需要对本土学术传统的重新挖掘。在民国时期,很多重要的社会学家都曾经从事过劳工问题的研究,并留下了一批丰富的学术遗产。例如,陶孟和(1925)、李景汉(1925)关于北平人力车夫的研究,陈达(1929)关于罢工和产业法规与制度的研究,史国恒对工厂工人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面对那个时代中国本土的劳工问题,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构筑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对当代中国的劳工研究而言,无疑是一种宝贵的学术资源。然而,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尚未得到承续。在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的劳工研究过于以西方为师了。学者们言必称布洛维和汤普森,以为自己开篇立论的根基,但对中国老社会学家的这些著作却未曾细读,甚至闻所未闻。因此,将这一部分本土的学术传统重新发扬光大,发掘它们对于当代中国劳工研究而言所具有的相关性,当然是今天的劳工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2014年07月02日

转型社会学视野下的劳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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