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

张翼翔,河北保定人,建筑业包工头。20131031,他约我在北京见面,希望能够讲一讲他一年多以来的遭遇。

 

访谈者:我们是2012年结识的,转眼都一年多了,时间过得真快。

张翼翔:可是我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天天都难熬啊。也没心思在工地包活了,我一直在跑与河南HD集团下属的HT公司纠纷的事情。

访谈者:你的那个案子还没有结束吗?

张翼翔:还没有。

访谈者:怎么拖这么长时间?

张翼翔:因为我要告的公司老板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还有着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榜入选者等等一系列光环。但是你能想到他会拖欠工人工资吗?

访谈者:我认为,只要是违反了法律,不论是谁,都应该依法承担责任。

张翼翔:可事实是,还没等我去告他,他们公司却把我给告了。

访谈者:怎么说?

张翼翔:他们起诉要求我返还HD集团多支付的工程款321万元,要求我赔偿HD集团的周转材料款243万元,合计560多万元。

访谈者:这钱是如何算出来的?他们的证据是什么?

张翼翔:周转材料的损失款是他们自己开具的明细单,没有我的签字确认。而多支付的工程款更是无稽之谈,这些也是他们自己开具的明细单,同样没有我的签字确认,事实是他们拖欠我的钱。

访谈者:那你就要为自己维权了。都做了哪些努力?

张翼翔2012年的整整一年,进展都不大。2012年年初的时候,似乎出现过希望。2012117,我和工友们集体到北京石景山区政府上访。在石景山区各职能部门的协调下,工地项目部与我们班组达成工资发放协议,加上我之前的垫付,绝大部分工人拿到了工资。

然而,我这种“包工头”的角色却遭遇了尴尬。我不是工人,无权像其他工人一样从工地项目部领取工资。这样一来,我自己为工程先行垫付的工程款、部分工人工资和生活费以及在这一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工伤赔偿等费用,没有了着落。我的维权悲凉而乏人同情,因为是“包工头”。

访谈者:开庭情况如何?

张翼翔20138月,HT公司告我返还公司560多万元的案件,在大兴法院开庭。当时,由于我对这种诬告的情绪反应极为激动,法院不得不休庭一个月后再次开庭。

访谈者:第二次开庭情况如何?

张翼翔:第二次开庭时,我的状态就好一些了,因为我拿出了2012年年初,时任HT公司工地项目副总经理李景山与我签署的一份工程结算协议。

访谈者:看来这对你有利了。

张翼翔:然而,对方却咬定李景山与HT公司不曾发生过任何关系。

访谈者:如果要赢得这场诉讼,你就得提供HD集团对李景山的任命材料。如此的内部资料,获取是很困难的。

张翼翔:确实很困难,但是李景山同情我的遭遇,他愿意为我出庭作证,而且他提供了当初HD集团任命他为HT公司副总经理的红头文件。

访谈者:这很好啊。你接下来采取了哪些应对?

张翼翔2013920,我在北京大兴法院提起反诉。

访谈者:我们期待法律能还你们彼此一个公正。

张翼翔:事实和真理在我这一边,应该是还我一个公正。

访谈者:案件如此复杂,是不是当初进驻工地时就已经发现了问题?能简单介绍一下当初整个工程的管理体系吗?

张翼翔:该工程总承包单位是江苏某二建公司,二包单位是河南HD集团,我队负责劳务施工。一般而言,总承包的利润在20%左右,该工程总造价2亿元左右,亦即总承包单位有近4000万元的利润。但二建公司只出租资质,不参加具体施工的组织和管理,拿总造价3%左右的利润即600多万元。具体施工的劳务公司是HD集团下属的HT公司,我们是HT公司下面的施工队伍,内部称HT一队。另外一个包工队内部称HT二队。

访谈者:当初你们约定的单位价格是多少?

张翼翔:该工程劳务中标价是187/㎡,但当时没有签订合同。201012月开工,直到20115月份才签合同,在此期间,由于物价和劳动力价格涨幅过大,原合同单价已不能完成生产任务,我们提出单价必须调整。

访谈者:公司对你的要求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张翼翔:我们无数次以口头、书面形式向其提出调价问题,二建公司和HD集团也口头答应调价,可始终未果。

201012月进入工地直至2011513,他们从未拨付过一分钱。在此期间,我垫付了100多万元施工费。201158HT公司项目部郑重承诺合同单价一定调整。当时他们说,不签合同不付款。为解燃眉之急,我只能无奈的同意先按中标价187/㎡签合同,拨款后再边施工边谈调价。

访谈者:工程单价调整了吗?

张翼翔:直到工程结束,合同单价也没有调整。

需要说明的是,同一个工地另一家施工队伍在建委的调解下,执行的最后结算价格是正负零以上220/㎡、正负零以下320/㎡。(“正负零”指的是主体工程的一个基准面,在主体工程基准面下工程完成,该进行主体地上工程施工的时候,也就是主体工程达到“正负零”)

访谈者:那你就这样被套进去了,工程结束后,你们队伍的工资是如何结算的?

张翼翔2012112,我们要求签订书面结算协议,HT公司项目经理满口答应,但说当时没有时间,改日再签。2012115HT公司与另一家施工队HT二队在石景山信访办谈结算问题,当着建委、劳动局等政府领导的面,我们找到HT公司项目经理,让他也和我签书面结算协议,他说让我们等着,待处理完HT二队的事,就跟我们签结算协议。凌晨4点多他从信访办出来,又说熬了一夜,下午再签吧。结果是他下午不接电话。

访谈者:你们采取了什么样的跟进措施?

张翼翔:2012118日晚,我坐HT公司项目经理的车来到工地,准备签结算协议,他说先到房间休息一下,让我先跟副经理谈,结果他坐警车偷偷跑了。

春节后找他签,他不签。但他表示原协议有效,让我先把春节前没有发完的工资核对好,先发完工人工资,再履行合同其他内容。

就这样,他们一再拖延,一直拖到201294,我和另外四名工友去大兴金星乡公司驻地,找他们要工钱,结果遭到了他们的群殴。我的工友陈记云伤势严重,送往大兴区仁和医院治疗。HT公司拒绝支付医疗费,医疗费用都是我借钱支付的。

访谈者:真是艰难啊!HT公司有没有支付工人工资呢?

张翼翔:支付了部分工人工资,这是在政府部门介入下解决的。201218HT公司项目经理告诉我们说:春节前只支付了工人工资,垫付款和利润明年再说。

我们和另一个施工队一起,找到总承包单位二建公司,就结算事宜与二建公司项目经理、HT公司项目经理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协商。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努力,在10多位警察和20多位工人的见证下,我们达成了结算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是:所有工人工资春节前全部结清;工人工伤费用106万元由HD集团承担;我队垫付的所有工程款等130万元春节前全部结清;HD集团答应给予我队60万元利润,春节前先付10万元。

但是,实际上,他们只履行了部分协议,即给当时在场的工人发放了工资,提前回家的工人并未结算工资。

访谈者:那么,你要找HT公司要什么钱呢?你的利润?

张翼翔:我要的是自己垫付的100多万元的工程款,还有我垫付的工地上的工伤赔偿款。二建公司和HD集团都不给工人办理工伤保险。

我知道,我国《建筑法》和《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总承包单位必须为工人办理工伤保险。可是他们都蔑视法律,置若罔闻,拒不办理,导致受伤工人106万元的治疗费和赔偿费无处申报,这些全部由我个人垫付。HD集团前项目经理曾表态说,工伤保险办理以前的工人工伤费用均由HT公司承担,可继任项目经理拒不接受。

需要说明的是,每一起工伤,都是他们参加与受伤工人协商才达成的协议,其中一位彝族工人是石景山区各职能部门联合解决的,共花费了42万元,而这笔钱也是由我私人垫付的。而这些垫付的资金,HT公司都没有支付给我。

访谈者:你能预测一下案件的结果如何?

张翼翔:我说不准。毕竟对方很有背景,而且建筑行业本身就管理混乱,各种权力寻租充斥于其中。但我相信,真相最终会大白于天下的。

关于这场“诚信之战”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尚不知晓。但由此揭开的建筑市场长久以来的乱象,却不得不再次给我们构建健康的市场环境提个醒。

首先,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材料来看,工程存在违法转包和层层抽利的现象。总承包单位在工程中只出租资质,而不参加具体的施工组织和管理。仅仅出租资质这一项,它就拿走了总造价3%的利润。资质挂靠与非法转包已经成为建筑行业通行的潜规则,根据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与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2012年底联合发布的《建筑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研报告》, 94.5%的劳务分包公司为私人挂靠,47.9%的总包施工单位为私人挂靠,建筑领域的劳务分包公司都已蜕变为只是出租建筑资质的“皮包公司”,而国内具备一级建筑资质的建筑企业,也都加入到资质挂靠的“权力寻租”行列中。

与资质挂靠和非法转包相伴的是合同欺诈与资金垫付。工地的施工方从上到下,逐级要求下一层为工程垫付资金,最后,资金垫付的重担压到每一个以包工头带领的施工班组身上,包工头与工人承担着资金垫付的重担,以至于工人不仅难以按月领取工资,甚至每月的生活费都出现困难。同时,通过施工班组的资金垫付,来转嫁因为建筑原材料上涨和劳动力工资上涨所给工程带来的风险和利润降低。在本案例中,建筑公司不与施工队伍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协议,而且要求下面的包工头自行垫付工程款。待施工半年后,因为物价和劳动力价格涨幅过大,施工队伍提出调整工程承包价格时,公司方却要求施工的包工队依照半年前的价格来签署书面协议,只在口头上答应会给包工队提供工程承包价格。然而,一旦工程结束,公司方却拒不承认自己的口头承诺,导致包工头和工人的权益受损。

相较于资质挂靠与资金垫付,《建筑法》明令禁止但在建筑领域却从未消失的包工头则扮演了建筑公司违法经营行为的“替罪羊”角色。包工头因他们为自身牟利的“小恶”被非法施工的建筑公司“大恶”裹挟,建筑公司依托包工头来遮蔽真实的劳动关系,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工人办理工伤保险,待工伤事故发生后,却以工程款为要挟,要求包工头负担工伤工人的赔偿。在这种畸形的工程管理与用工制度下,一方面工地的安全生产管理被忽视,安全隐患极大,工伤事故频发;另一方面,由于包工制度遮蔽了真实的劳动关系,使得因职业灾害而利益受损的工友维权艰难。相较于其他领域的工伤与职业病维权,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维权更显艰难。在这个案例中,建筑公司不与建筑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工伤保险,高达106万元的工伤工人医疗费与赔偿费全部由张翼翔一人垫付。而作为包工头的张翼翔,为了继续维持与建筑公司的合作关系,不得不承担建筑公司的违法成本。直到有一天,建筑公司开始吞并包工头最后的利益,包工头才不得不与建筑公司撕破这种利益媾和。

早在2007年,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就联合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的师生们对建筑业的用工制度和工程管理制度进行调研,并发现了自20世纪80年代建筑行业改革启动以来,不绝如缕的建筑业农民工权益受损的制度性根源,这即是如今已经被业界广泛认同的——包工制度。包工制度不仅仅是建筑业农民工权益受损的根源,它同时造成了建筑业许许多多的问题。正是这一制度的存在,建筑领域不仅成为目前中国各行各业唯一存在大规模工资拖欠、职业安全事故高发以及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缺失的领域,而且也让建筑业成为中国最为混乱的行业。

资质挂靠、层层分包与“关系霸权”共同构建的这种“三位一体”的包工制度中,资质挂靠给了公权力和有资质的建筑公司“寻租”的机会,提供资质挂靠的企业可以不动一人一力便可稳拿高额的回报,而没有资质的租用方则通过资质挂靠拿到自己本没有资格和能力建设的工程,从而获得丰厚的收益,达到一种“共赢”。唯其是私人挂靠,所以必须透过层层分包带来的资金卷入与资金垫付缓解了资金链的紧张,同时又有效地让本应承担劳动用工主体的施工单位在法律实践上变得模糊不清。层层分包每进行一层都会带来更大的资金卷入和资金垫付,同时也将用工责任和安全责任的真实主体又遮蔽了一层,成为建筑资本实现增殖和有效规避责任的有效手段。包工队所带入劳动过程中的包工头与工人间的“关系霸权”,不仅实现了在劳动现场制造了工人对包工头忠诚、约束了工人的不满,更为重要的是“包工制度”为这套非法的工程运作和用工机制进行了“洗白”,通过对真实劳动关系和用工主体的遮蔽,施工责任主体有效逃避本应承担的用工责任和安全生产的责任,在工地出现劳资纠纷和安全事故时,施工责任主体往往是以嫁祸包工制的最基层食利者——包工头的方式来逃避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在建筑工人的职灾维权中,包工头又透过打破原本在劳动过程中约束双方的“关系霸权”,达成对自身资本增值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残废劳动力的抛弃。

在这样的建筑业市场乱象中,除了工人之外,没有人是清白的。当我们以法律的手段来试图打击“包工头”这一破坏建筑行业的“苍蝇”时,其实,真正的“老虎”却一直坐收渔利,并伙同法律进一步压榨它们的“替罪羊”——包工头。欲治理建筑业乱象,必先取消包工制度;欲取消包工制度,必先从源头上禁止资质挂靠和工程转包行为;而欲消除挂靠与转包,则必先消除建筑业监管部门的“权力寻租”机会,加强建筑公司的资质管理。包工头这一角色的存在,只不过是建筑业市场乱象的表现形式和“替罪羊”而已,只有取消包工制度,加强建筑公司与建筑工人的劳动合同管理,切实放开建筑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力,开展劳资集体谈判,方可还建筑业一个风清日朗、诚实守信的好环境。

2014年02月26日

当包工头也遭遇欠薪

本网站由阿里云提供云计算及安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