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窦学伟

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劳工社会学青年学者论坛”,于20139月底在京举行。论坛由社会学系系主任沈原教授主持,来自十几所高校及研究单位的十几位青年学者就近期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论坛分为“劳动过程与雇佣体制研究”、“劳工组织与劳工运动”、“劳工政治与劳工意识”和“工人的教育与生活”四个主题单元。

沈原教授在开场白中指出,劳工社会学是社会学中很重要的分支,它不是单纯地研究劳动关系,而是从工人的视角来研究劳工问题。劳工社会学的宗旨是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这个社会不可以总是中产阶级或者白领,工人阶级在推动社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劳工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而言,青年学者的培养是最重要的。他希望通过论坛的方式,将劳工研究有成就的青年学者聚在一起,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促进青年学者的成长和学术发展。

 

    劳动过程与雇佣体制的前世今生

第一个单元的三篇论文都是围绕着“技术化”或“技术学习”——劳动过程研究的核心议题——展开的。

通过对电子和服装行业的工人进行访谈,薛红(华东师范大学)分析了工人“学习技术”的过程,讨论了工人对“技术”的态度。她认为,工人“求技术”的过程(从挂在嘴上到付诸实践,以及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是跟职业历程和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社会条件,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内部劳动力市场流动机制的匮乏以及劳动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等,阻碍了工人的技术习得和个人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的余晓敏副教授认为,薛红的研究提出问题的方法很好。薛红是从现实出发,从工人在市场中的体验,以及这种体验与官方话语的背离出发来提出问题。另外,薛红关心的“技术”问题是劳动过程研究的重要议题。不仅是在中国,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纵观整个工业化过程,技术在劳工过程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工人学技术是在劳动过程中摆脱控制、争取权利和权益的重要的路径。但是薛红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包括,在其他行业中,工人学习技术的状况怎样?是否面临同样的问题?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情况是否有差异?技术在整个劳动过程中是否存在与资本相比的对应权利的问题?资本如何控制技术?性别的差异?

南开大学的王星汇报了其对学徒制的历史文献研究。他发现,清末民初学徒制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学徒制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制度形态:对学徒工群体而言,学徒制是一种传授谋生技能的教育制度;而对于资本家而言,学徒制实质上已经属于一种劳动雇佣制度。一面是宗法家长制色彩浓厚的伦理性师徒关系;另一面却又是基于“自由契约”之上的非等价性市场交换。传统与现代在这个制度中被强制性杂糅嫁接在一起,形塑学徒制制度变迁独特演化轨迹的是背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政治行为。而学徒制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利益政治也给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

余晓敏副教授认为,与薛红比较偏重从工人的视角出发提出问题不同,王星的研究更加偏重资本的逻辑。王星的研究有国际比较的视野,还比较关注技术形成的宏观因素如国家政策等。这就与其他的研究形成了宏观与微观的互补。有两个问题,一是学徒制度的研究对于中国现实有何意义?二是如何理解“学生工”和“暑期工”问题?

在一家国有重型机械制造企业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之后,贾文娟(上海大学)发现,在中国国企改革和世界资本国际化过程中,一种以“包工制”为基础的“入厂包工”生产模式开始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出现。她详细描述了这种“入厂包工”,探讨了这种生产模式出现的条件、对劳资关系的影响以及对工人权益保护的影响等问题。

余晓敏副教授指出,贾文娟的研究可以在理论上更具洞见。贾文娟提出在同一家工厂的车间中出现了正式工与外协工两种不同的生产体制。如果说这两者的共性是都在专制体制下,那么其差异是什么?这种比较是更有意思的,更容易对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第二,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分析,这个个案会更有学术价值。第三,从拓展个案法的研究方法来说,案例选择可能遭遇背对现实的风险,或者说案例失去现实价值。另外,入厂包工的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能够反映跨行业的国企改革的现实?

 

    工人组织与行动的深度思考

第二单元四位讲演者的问题集中于工人的团结和集体行动方面。来自中山大学的许怡首先报告了自己的论文。她运用“多点民族志”的方法,通过六个案例的参与式观察,提出了跨境社会运动的“回旋飞镖效应”,探讨了香港内地跨境反血汗工厂运动的演变过程:从消费地转移到生产地的空间转移;从由消费地的行动者主导到消费地与生产地的行动者共同参与;从外压力到内动员的策略演变。她认为,反血汗工厂运动逐渐打破了工人与行动者以及国内行动者与境外行动者之间的双重区隔。

点评人北京大学卢晖临副教授认为,许怡的研究暗示了一点:在现实中工人维权不能完全依赖于消费者行动或公民运动,其利益最终还是要靠阶级行动来争取。但由于工人阶级的成长尚需要一个过程,在其能力还需要显著提升的时候,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对于工人的利益维护是极为重要的。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吴同通过对珠三角劳工NGO的田野观察,初步探讨了新形势下劳工NGO的成长与其对锻造工人团结的作用和意义。他认为伴随着工人集体诉求和集体维权行动增长,劳工NGO的工作范围面临着从生活服务和个体维权到辅助集体谈判的转型。劳工NGO的转型和成长,对工人的集体行动和集体谈判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卢晖临副教授和其他与会者认为,吴同的研究需要区分清楚:分析重点是劳工NGO的成长还是其对劳工团结的锻造。

一直关注工会动态的孟泉认为,工会与工人的关系是工会变革的核心命题。从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变革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发展来看,工会一直在寻求动员工人生产(外部合法性)与维护工人权益(内部合法性)之间的平衡。尽管工会在努力塑造工人对工会的认同,然而仍旧会有多样化的工人组织化意识并存。工人会因为体制内的组织化路径提出新的诉求。但总体来说,工人的团结形式在体制内逐步受到了约束影响。

卢晖临副教授认为,中国的工会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特殊的政治地位,如果工会想对工人权益的维护有所作为,那它所起到的作用将是极为显著的。不能简单的下判断说工会是没有作用的。在中国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我们不能把工会撇到一边,而是需要讨论工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找到工会改革的新意。哪怕是看到工会一点点的变化和提升的可能性,那这个研究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也是很大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窦学伟汇报了自己博士论文的最新进展。他研究的是2012年底至2013年初发生在广州和佛山等地的环卫工人集体行动。由于在关系自身命运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失去话语权,环卫工人的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城市美容师”越来越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在维权意识不断觉醒和自组织力量不断增强的条件下,环卫工人越来越娴熟于组织集体行动。

卢晖临副教授强调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环卫工人与产业工人的区别。环卫行业具有很强的可见性,环卫工人一停工,市民马上就能感受到效果和威力,这一点可以展开讨论。另外,对于环卫工人的生计,一个个家庭的生活状况,这个群体的特点,希望有更多的田野观察。

 

    劳工政治与工人意识的现实考察

上海行政学院的刘建洲副教授尝试借鉴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阶级意识的产生进行社会学干预。他将干预过程分为三个环节:①阶级意识访谈。②阅读、讨论工人文学,考察打工阶级意识发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③观看、交流有关工人议题的电影,促使打工者思考有关自身历史命运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尚处于“工会意识的萌芽期”,其阶级意识发育的程度与表达的深度,要超乎学界的预计与想象。他希望能为新时期的劳工教育以及国家劳工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份不同于以往注重“生态研究”而忽视“心态研究”的实验报告。

这一单元的点评人是华南师范大学的黄岩副教授。他认为刘建洲对阶级意识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同时阶级意识的理论性、抽象性非常强,如何进行测量和评估,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复旦大学的熊易寒讨论了集权化市场、弹性积累的生产体制和劳工政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只要存在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研发、设计和营销等)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生产制造)相结合的生产体制,就可能形成集权化市场。集权化市场和弹性积累需要通过制造市场的等级制来保证利润,它需要“功能性的穷人”。只有制造功能性穷人的体制性贫穷,才能确保低劳动权益的无产阶级存在。随着灵活积累的全球性扩张,一度稳定的工人阶级被“与分包商和临时就业中介机构之间的暂时和肤浅的关系网络”所取代。结果是,一个结构上被瓦解和缺乏组织的工人阶级形成了,他们更倾向于发展“怨恨政治”,而非“传统的工人阶级工会和左派政治”。

黄岩副教授认为熊易寒的研究涉及的概念太多,如集权化市场、怨恨政治、功能性穷人等,这些概念并不十分明确。另外,一些具体判断的解释并不十分清楚,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在职业技术学校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后,上海财经大学的苏熠慧讨论了职校学生的“暴力文化”。它一方面基于学生的农村成长经验,另一方面基于职业学校内部小群体互动模式的巩固。作为学生个性释放体现方式和学生最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的“暴力文化”与资本对驯服、乖巧等女性化气质的强调相矛盾。这种矛盾正导致学生工进入学校后,无法适应工厂生活,从而引发抵抗行为。

与会者认为,苏熠慧的研究想讨论的问题太多:阶级、文化还有性别。她需要分析的重点或者梳理清楚这几个视角之间的关系。

 

    工人的生活领域的影响

最后一个单元有三位讲演者,其研究的问题从生产转向了生活。黄岩副教授首先报告了对宿舍生产体制的一些思考。宿舍劳动体制是任焰和潘毅在2006年的两篇文章中提出来的。她们指出宿舍劳动体制反映了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安排,即将产品的生产空间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空间合二为一,以适应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和灵活控制工人的需要,目的是保证劳动产出的最大化。在实践中,宿舍劳动体制降低了工人对工资的要求,同时抑制了工人社区连接的可能性,代表着一种强制性的劳动和居住方式。但是,事实果然如此么?新生代工人对于宿舍的选择或认同是基于理性考虑的么?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工人选择住宿舍的理由是什么?黄岩老师提出了这些正在思考中的问题。

上海大学的苏熠慧讲师担任第四单元的点评人。她认为黄岩的思考基于两个问题:第一,选择住宿舍是工人自愿接受的认同的行为,还是工厂强制性的控制?第二,宿舍是工厂控制的场所还是工人团结或者再造社会关系的场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汪建华从涂尔干、马克思和波兰尼的理论出发,回顾了经典研究中对劳工社区生活的讨论,分析了社区生活对于劳工阶级的意义。基于经验研究资料和相关文献,他讨论了考察新工人社区生活形态变化趋势的三种维度:代际变迁、工业化经历和产业区域转移。

苏熠慧对汪建华的质疑为,在引入三个经典理论的研究视角时,是否也应该对三位理论家各自的研究问题进行讨论?

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斌欢报告了他的博士论文。他以珠三角城市边缘的客籍养猪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围绕着生猪养殖权利的争夺过程。这些边缘养猪场是扎根于城市市场体系的,但却遭遇政府部门的干预,不能获得合法身份。在养猪人和地方政府之间上演着一出“政府拆除、重新开张、政府再次拆除、再次重新开张”的剧目。

苏熠慧认为,黄斌欢的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将产业与生活的契合描述得很清晰。但是与波兰尼的理论展开对话是不合适的,波兰尼讨论的政府是一个左右摇摆的形象,在黄斌欢的研究中,政府的角色不是这样的。黄斌欢的问题似乎更接近一个社会治理政治的问题。

整体而言,青年学者对劳工问题的研究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从广度上来说,其研究方法既有田野观察,又有文献研究、干预研究和理论思考;田野观察的地点既包含工厂和社会组织,又包含职业技术学校和街头;研究对象既有产业工人又有公共服务业工人和工人阶级后备军;研究问题既涉及生产过程又涉及生活领域和集体行动。从深度上来说,这些研究不是简单的应用经典理论来解释中国劳工问题,而是从现实出发设定议题,通过经验观察、理论对话和反思,寻求对中国劳工状况和劳工问题的本土解释,努力探索改善现状的方法。这些研究有助于劳工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代表了劳工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2014年02月26日

劳工研究的新进展——“劳工社会学青年学者论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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