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光

闻效仪:广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积极地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广东省的主要领导在各个场合的讲话都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请问这些变化的背景是什么?

 

陈伟光:由于广东地理位置的优越,常常较快地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广东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广东就是先进思想传播发展较快的地区,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广东人。广东也是中国工人运动最早发展的地区之一,共产党取得了全国工人运动领导地位首先也是在广东,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是在广州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人不唯书,不唯上,率先打破陈旧观念,冲破思想牢笼,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率先开放改革,创造了珠三角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有“东南西北风,发财到广东”的说法。1992年底,中国工会召开十二大,我作为主席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聆听朱镕基的经济形势报告。那时候正要推行税制改革,分为国税和地税,朱镕基在大会上说到“税制改革等于在广东身上挖一块”时,竟然全场鼓掌。在大家心目中,广东先富起来了,应该给全国多做贡献。

回顾这些事实,说明广东人当初是靠解放思想起步的。在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中,广东创造了一系列的发展奇迹,让国人瞩目,也让世界惊叹。但是,当我们津津乐道,大谈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时候,广东身后的追兵已经大踏步地赶了上来,广东的发展已经面临着一些亟须化解的困境。以广州为例,我们常说,广州的GDP在全国十大城市中排名前三,因此觉得很了不起。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就是十大城市以外的一些城市,如苏州、常州、温州等江浙一带的城市,已经悄悄地追赶上来了,甚至可以和广州并驾齐驱,更不用提我们身边的国际知名度已经远远超过广州的深圳了。所以,广州实际上是不断地、慢慢地落后了。不仅广州如此,整个广东也如此。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广东人均GDP年均增速过去10年均排在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沿海省市之后;技术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2%,低于全国1.4%的平均水平;广东每新增一个劳动力新创造的GDP12万元,大大低于江苏的88万元、山东的22万元和浙江的21万元。“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反映广东人从实干开始,又在实干中停顿。思想解放不足,限制了我们超前的眼光和视野。所以汪洋同志来到广东,第一件事就是推动广东进行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以破解广东发展中的难题。他疾呼:“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小平同志托付的任务就难以完成!”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我们更要有这种忧患意识,更要有解放思想的动力。

如何看待我们当前面临的紧迫形势?广东社科院院长梁桂全先生在《六论解放思想》中分析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一是依赖资源外延开发的增长模式,已经面临资源、环境高约束的挑战,可能导向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二是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导致产业被挤压于国际产业链低端,面临难以持续的危机。三是在区域经济群雄并起的大格局下,广东面临地缘经济边缘化的危机。四是原来前店后厂的粤港澳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面临相对衰落的危机。五是社会矛盾凸显,使改革发展进入高压态。六是改革开放锐气渐消,先行一步的地位和优势正在被降解。这其中,最紧迫的问题在于广东的产业过于低端化。我们的产业被挤压在国际产业链低端,付出多,收益低,并大规模消耗自身的短缺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使经济发展快速陷入资源、环境高约束瓶颈,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产业的低端化必然导致人口结构低端化,近2000万外地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工密集聚集在广东,造成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社会低端化情况,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蔓延,对社会管治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广东提出“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简称为“双转移”,具体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一些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广东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了。

 

闻效仪:在南海本田事件发生的同时,其他省份也发生了如无锡尼康等群体性事件,但广东的最终处理方式与其他省份完全不同,这是否与广东省近年实现的“腾笼换鸟”的产业转型政策相关?这是否也是一种迫使“退二进三”的手段?

 

陈伟光:我认为这是有关系的。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难以为继;以依赖大量物质资源消耗为前提的粗放型加工制造业体系,正在面临全球资源短缺和价格上升的严重冲击。省委汪洋书记把南海本田事件看成是加快我省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催化剂,同时又是建立新型劳资矛盾调解机制的契机。省委省政府认为,如果有些企业要是搞得不好,老是闹矛盾和纠纷的话,那你干脆就走,我们也不需要这样的企业。当然,南海本田是一个先进制造业,我们不想让它走。过去闹劳资纠纷最多的是低端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的产业上缴的税收不太多,却给当地政府制造了很多麻烦,一旦老板卷包袱逃逸,政府就得拿出几百万、上千万给工人,因而很头疼。所以我觉得这与产业转移有一定关系。但我认为,更主要是要建设一个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和一种劳资和谐处理新机制。所以汪洋书记说过,今后对这些因为经济引发的劳资纠纷,一般情况下不能出动警力,让劳资双方谈判,政府在中间做调停,建设一种新机制。不要把劳资纠纷简单地作为维稳事件来处理。这是非常正确的。

 

闻效仪:广东曾数次出现“民工荒”,许多企业招不到工。针对这种现象,却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这是结构性短缺,缺的是技工,而不是农民工;另一种解释认为广东低工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伟光:第一种解释显然是不成立的。看看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多少企业被迫到广州火车站招工,甚至到外地去招工;哪个饭馆门前不是贴出大幅招工广告,招聘数量都是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固然,我们职业教育确实没有做好,由于偏重应试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大学毕业生比比皆是,而对于技术工人的培养在教育体制中被忽略了,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发展缓慢。等到企业普遍发现无人可用时,我们才觉悟过来,要加大职业培训的力度。但是,我们不能用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来掩盖“民工荒”。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是全方位的,不单技术工人稀缺,就是完全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人也成为稀缺资源,并且蔓延全国,广东的情况则格外严重。否认“民工荒”,就是否认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和瓶颈。无需太复杂的推理和分析就可以知道,之所以出现“民工荒“,之所以技术工人短缺,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广东的工资水平偏低。最近报纸上有一则消息:广东职工工资增幅今年全国倒数第三,连续七年低于全国平均增幅。工资增幅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虽然工资总量我们并不低,但是增幅倒数第三,证明了我们在逐渐地丧失优势。这么低的工资水平,当然招不到工人,更别说是技术工人了。所以,不管是“民工荒”也好,还是技术职工短缺也好,都反映了广东不受劳动者青睐的事实,大量的农民工都流向了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

当然,因为工资低而引发“民工荒”,这还只是一个比较粗浅的分析,它所反映出的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交叉性矛盾。过去我们的产业主要是低端产业,比如东莞,在全国是非常典型的。东莞人口接近1000万,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基本上都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集中在服装、鞋帽、家具等行业,高端一点的就是电脑等电子行业。长期以来,东莞等广东城市作为“后厂”,香港作为“前店”,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模式,但是这种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面临着国际竞争的挤压,正在快速消解企业狭小的利润空间。因此,广东迫切需要进行产业调整,然而产业结构调整不是那么容易一步到位的。大量的企业短期内还是要继续生存下去,由于地缘经济的影响和社会成本越来越高,这些企业就只有压低工人的工资,从这里来获取利润或者维持企业生存。所以我们的工资不高,工人的工资难有大幅度增长,频繁发生“民工荒”现象的原因也在于此。

 

闻效仪:“民工荒”问题对中国劳动关系产生了实质影响,有人认为这是市场的力量在推动劳工权益的提升。“民工荒”问题是否意味着以低劳动力成本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

 

陈伟光:从市场的供求关系看,“民工荒”的产生对于劳动者工资的提升是有帮助的。劳动力市场的种种现象都体现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有了很大转变;现在是经常的供不应求。在广州,饭店服务员没有2000元的月收入是没有人愿意干的,而且还要包吃包住,而就在几年前,这个价格还只在1500元左右。现在工资的幅度已经上升了很多,但即使到了2000元,还不一定能招到人。从长期趋势看,供不应求的状态还将带来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市场的力量确实是有利于工人权利的争取和提升。但是,“民工荒”的问题是否意味着低成本的扩张模式走到了尽头?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发展的地区差别太大,非常不平衡。即便是在沿海发达地区,这条路也不一定走到了尽头。以广东为例,东西两翼就是欠发达的,我们推出的“腾笼换鸟”,就是把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搬到东西两翼。现在许多污染企业都搬到中西部地区了,这对我们来说情况可能更糟,因为这些地区都处在我们水源的上游,如果他们把水污染了,我们也会受到严重影响。那些欠发达的地区,还是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些污染性的和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正源源不断的迁往那里,比如富士康就从深圳转移到成都、重庆等地。富士康的内迁并没有改变其本身的发展模式,还是一样的流水线,一样的管理特点,唯一有变化的是,当地政府急着帮企业招工,发布红头文件,要求各级基层政府完成富士康的招工指标。地方政府还是要追求GDP的,只要这个不改变,中国低成本的经济模式不可能会消失。虽然现在总在提倡绿色政绩观,但只要GDP一旦停滞不前或者稍微落后于其他城市,哪个市长都坐不住,都会想办法上项目。中国虽然总体上正在产业转型,但是这个转型不是说一年两年就可以完成的,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这种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30年的历史,它的改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2013年12月20日

产业转型与社会组织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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