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成为专家学者频密关注的名词。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什么是拉美化?二者之间有何关联?“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发生的条件是什么?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切条件。有人断言,中国难以摆脱拉美化的命运。为避免中国走向“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的深渊,不少学者痛陈时弊,建言献策。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是个伪命题,拉美化的提法未免危言耸听。从官方到民间,“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都是热门话题,正反两方的观点都不绝于耳,又难解难分。究竟孰是孰非,还需从厘清概念入手。

 

谁创造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年轻”的概念,它的发明权属于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最初针对的是东亚国家的发展问题。一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义是指一个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以后,伴随着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原有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发展方式转变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停滞,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徘徊,难以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现象。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后,认为它同样适用于拉美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从而,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概念。

关于国家收入水平的划分

根据人均GDP水平,世界银行将世界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3个组别,并依据经济发展的动态进行调整。20108月最新划分标准是,人均GDP低于995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996-394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946-1219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196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统称为中等收入国家。根据世行公布数据,世界上214个经济体中,低收入38个,占17.8%;中等偏下收入53个,占24.8%;中等偏上收入57个,占26.6%;高收入66个,占30.8%

 

 

 

 

 

 

 

   

 身陷“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

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从人均GDP大约1000美元至12000美元,有一个很宽的波谱。20119月,时任世行行长的佐利克表示,“中等收入陷阱”是当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6000美元时开始出现的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停滞的阶段。国内外学者一般公认,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考虑到美元币值变动的因素,早期拉美国家大都是在人均GDP3000多美元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在亚洲一些国家,可能要在人均GDP40005000多美元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以拉美和东南亚地区为典型。拉美33个国家中有28个中等收入国家,滞留“中等收入陷阱”平均达37年,东南亚11个国家中有6个中等收入国家,滞留“中等收入陷阱”一般在15年以上。如:阿根廷人均GDP1962年就达1145美元,1983年达3538美元,但至今没有超过1万美元,2010年是9067美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长达48年。墨西哥1972年人均GDP1003美元,1990年达到3062美元,2010年达到9043美元,陷入时间38年。

根据林毅夫最新的说法,全世界214个经济体中,只有28个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以欧美发达国家、石油国为主,其余的国家都未能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不算欧美老牌的发达国家,国际上公认的,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日本和韩国等极少数国家。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用了8年。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徘徊。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2001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从低收入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2008年突破3000美元,跃升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已达4400美元,步入矛盾多发、爬坡上坎的时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

“中等收入陷阱”有何特征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表现,可谓众说纷纭。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同时,在征求网民意见的基础上,对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进行评估,结果排在前两位的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52%),“贫富分化、阶层固化”(44%)。网民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忧虑,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社会保障和分配难题”。

由此可见,不管是在专家还是普通民众眼中,“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外延已经被无限放大,涵盖了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要揭开“中等收入陷阱”的面纱,我们还应该厘清其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是个概念陷阱?

作为一个相对新的概念,世界银行是在用“新瓶装旧酒”,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重新界定了拉美和东亚等地区的一些经济体的发展现象。但这一新概念,有不少先天不足之处,以至于引起不少学术的争议。

 陷阱之一:“中等收入”标准并不确定

20108月,世界银行对高、中、低收入经济体划分看,精确到美元个位,实际上是过于数字技术主义。可能使一些国家因为1美元的测算之差就被划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行列。由于美元价格处在不断变动中,世界银行会随着时间推移,调整对高、中、低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DP划分标准,又可能使一些已经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重新“掉进陷阱”。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不仅存在“一刀切”的武断之处,还存在随着时间流逝“飘忽不定”的缺陷。此外,以美元汇率衡量的人均GDP标准也有问题,不如用平价购买力折算后的数字更有说服力。

陷阱之二:人均GDP概念的误导性

中等收入国家的定义是建立在人均GDP的指数之上,本身就存在一个逻辑上的致命弱点。很明显,衡量一个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应该采用的是人均国民收入的数据,而不应该是人均GDP。人均GDP不等于人均国民收入。如果不考虑基尼系数,人均国民收入也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笔者认为,在一个基尼系数很高的国家,不存在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层,呈现金字塔型而不是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即使人均GDP达到了1000-12000美元的标准,都不能被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

陷阱之三:中等收入国家是永远存在的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身还存在另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就是中等收入国家这个概念是比较而来的,正是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而言,才有中等收入国家的存在。从逻辑上看,永远会有一些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这样一来,由于资源禀赋、发展基础、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有些国家可能永远都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换个角度讲,地球上有214个经济体,就像一个年级的学生,分成亚太、欧洲、非洲、中东、美洲几个班,有尖子班,有普通班,每个班的学生也总有成绩好的、成绩差的。按照世界银行的评分标准,有的学生就会注定一辈子成绩平平。

陷阱之四:人均收入水平不等于发展水平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单纯以收入来预测一个国家可能遇到的发展问题,始终存在过于简单化的问题。事实上,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程度并不一定成比例。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高收入国家,都是人口相对较少、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类型。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石油生产国,都是一下子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巨额的财富可以换来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却很难轻而易举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真正实现有创新力的高技术含量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就是经济增长陷阱和国民收入水平并无必然联系。如果一定要按照国民收入水平去划分,经济增长陷阱可以包括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即“贫困陷阱”,指低收入国家长期陷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以老挝、埃塞俄比亚等最为典型。身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是巴西、马来西亚等已经达到中等收入,但因各种因素而无法实现高收入的国家。而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虽达到高收入,但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则长期陷入高收入陷阱。

“拉美化”——一个更好的概念?

上述分析可见,“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在内在逻辑上存在不少问题,在使用上又存在泛化的倾向。相比之下,经常被提及的另一个相关概念“拉美化”是不是一个相对更严谨的概念呢?

“拉美化”问题的由来

拉美化(Latin-Americanization)一词,在英语里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美国西南部与拉美毗邻诸州,由于持续移民等因素,拉美裔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在语言上西班牙语的使用频率不断提高,文化上不断同化于拉丁美洲地区的现象。其二,是指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遭遇到与拉美一些国家相似的困境,呈现出诸如贫富悬殊、政府腐败、外资控制国民经济、金融危机频繁、过度城市化、治安恶化、政局不稳定等大致相同的特征。发生拉美化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是指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也可能是指俄罗斯和东欧某些国家,当然也包括拉美地区的国家。

20世纪90年代,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曾经提及“拉美化”、“拉美病”、“拉美现象”等问题。2001,阿根廷金融危机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国内一个学者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思拉美金融动荡:中国会拉美化么”的文章,引起了国内对“拉美化”问题的探讨。在2004年“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再次提出拉美化问题之后,学术界围绕拉美化主题的讨论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

拉美国家的“拉美化”历程

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充满坎坷。早在19世纪初拉美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人均国民实际总产值达250美元(1960年价格计算),超过北美(239美元)。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拉美地区大部分国家由于独立较早,现代化历程开始较早。但是有意思的是,拉美的很多国家既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同时又是“落伍者”。根据有的学者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拉美的墨西哥、巴西两国和亚洲的韩国、马来西亚大体相同时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但20年之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巴西的人均GDP水平已远远落后于韩国和马来西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现在,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两个阶段。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之前,是“进口替代”的阶段。2080年代在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拉美经济经历了“失去的10年”。1982年至1992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仅为1.8%,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非洲地区。此后,拉美各国先后走向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道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拉美国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改革,大大地加快了私有化进程。经过将近20年的经济改革,拉美国家在机制改革方面进步很大,但同时在社会领域中也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剧、失业人口增加、社会矛盾更加突出的问题。特别是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演化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之后,拉美经济改革模式的利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拉美化”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比较

相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化”的概念因为有拉美国家的诸多个案的说明,似乎更明确一些。但是拉美国家众多,较典型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等等,虽然在发展上有共性,但差异性仍然不小。严格来讲,“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都是没有被严格界定过的概念,要比较二者的异同,只能从概念本义出发略作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从人均GDP(实际上应该从人均国民收入)出发描述一个经济体在某个发展阶段将遇到的增长难题。世界银行提出这个概念时,用的是描述性的语言,缺乏理论上的支撑。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研究,是后来才不断发展的。所以,茅于轼说过“中等收入陷阱”更多是经验之谈,不算是什么严格的理论。从本义上来说,“中等收入陷阱”是单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的,是指一个经济体达到一定指标将要发生现象的问题;而“拉美化”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还包括政治、社会等方面,是一个全方位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并且是从结果的角度看问题的。

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这两个概念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泛化的倾向(“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外延在国内的实际使用中已经延伸到政治、社会等全方位的领域),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下,可以认为两者说得大体是一回事。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是“拉美化”的国家,也大致是同一批国家。如果要仔细区分开来,可以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所指的现象更宽泛一些,即“拉美化”只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一类特殊现象。“拉美化”现象中的一些独有特征,比如“软政权化”(公职人员渎法、官商勾结和利益集团化)、外债高筑、金融体系脆弱等,不一定是所有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的。

总之,“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这两个概念都有模糊性,有失严谨。问题是,有没有一个更合理、更严谨的概念说法呢?笔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这两个概念本质上所指的都是现代化转型陷阱。

 现代化转型陷阱的阵痛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刘易斯拐点

一旦正本清源、认祖归宗,转化为现代化转型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这两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课题,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对于现代化转型这个百年老题,学术界研究得很深,经典的理论也较多,可以说是俯仰皆是。比如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指的就是“刘易斯拐点”,即一个经济体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没有完成,创新型经济无从说起,国际比较优势丧失,那么,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后面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至于一些国家几十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是“拉美化”的现象,实质是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阵痛期,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欧美发达国家当年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的阵痛比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圈地运动、革命、改良和社会运动带来动荡比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要剧烈得多。

 现代化转型究竟要多少时间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成熟”发展阶段的过程大约要60年左右。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欧美发达国家自身的现代化都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至今还在“再现代化”的进程。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所用的时间,其实已经大大缩短了。

 门槛在于能否成为创新型经济

美国学者Michael Porter针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提出了三个阶段的理论,即“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的三个增长阶段。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摆脱贫困阶段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要素和投资驱动的。以低成本的要素和投资为驱动力的经济增长,其本质是粗放型、非持续的经济增长。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一个经济体,在“要素驱动”的增长阶段或“投资驱动”的增长阶段,尤其是“投资驱动”增长阶段的较长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变化,不能进入“创新驱动”的阶段。从Michael Porter理论,可以发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区别,所谓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发展的国家,依赖外资、出口和外国技术,没有自主创新能力。

可见,现代化转型的阵痛带有普遍性和长期性,“中等收入陷阱”或是“拉美化”的概念,都将现代化转型期的时间问题进行了“过分的”关注。事实上,现代化转型期的阵痛,正是一个国家“成长期”的阵痛,既是正常的,也是可以度过的。事实上,在拉丁美洲,像智利等国已经开始度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个别国家可以无法度过这个槛而“夭折”,但毕竟是少数现象的,上帝也无法保证每个人都可以成年。此外,反而应该注意到的是,无论是亚洲还是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孤立进行的,都摆脱不了西方国家“新殖民主义”的影子。

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漩涡

两种不同的现代化

作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与早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原发的,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无数次的社会运动、革命、改良和战争的洗礼,前后跨越了数个世纪;作为现代科技和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有源源不断的技术和文化创新的支持;新航路开辟以来,五百年的殖民历史,美洲的金银、非洲的矿产、亚洲的劳动力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和应急性的反应,是一种学习、模仿、克隆、嫁接和移植。因为有现成的模式参考,可以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时间上会大大缩短。但是后发国家往往起点低,文化传统的包袱沉重,在制度层面的改革阻力重重,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掣肘,经济一旦停滞不前,各种社会危机就会突显,也就是所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后发劣势也便会很快显现。绝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以后,仍然不同程度的受到西方国家的政治操控、经济渗透和文化同化,成为主权独立的“新殖民地”。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后发国家独立后的现代化进程,并不能孤立的进行。主权的独立,并不能意味着逃脱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漩涡。在所有现代化的理论中,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是不可能绕开的,就是这个道理。“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基本是“忽视”的。用世界体系论去研究“拉美化”的理论,可以发现“拉美化”可能还不是最坏的。按照沃勒斯坦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拉美许多国家处在半边缘的位置,可以相比一些真正边缘的非洲国家处境还好得多。事实上,西方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确切的说是一把双刃剑。以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例,外国资本的控制,带来了民族资本的衰退和金融体系的动荡;但另一方面,从制度设计层面,改造了拉美相对落后的体制机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震荡”和“碰撞”以后,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一些拉美国家开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阴影,渐次向高收入国家靠拢。

在漩涡中生存

因此,后发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是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漩涡中生存适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处在中心的西方国家仍然会是世界文明的主要中心、创新的源泉和发动机。后发国家如果闭关自守、孤立发展,只能会越来越边缘,成为“失败国家”。后发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转型,只能尽量向中心国家靠拢,因此也不免要付出很多代价,交不少“学费”。但长期来看,大多数国家最终可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不会永远处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与世界体系——“中国例外论”与“拉美化”

 

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

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中国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关系,完成了从闭关锁国——被动开放——半封闭建设——主动开放的质的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以更主动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深度融入国际体系的证明。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利益和社会矛盾突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日益迫切,经济增长的瓶颈束缚也越来越明显。“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在概念中也许存在缺陷和模糊,但无疑有这样的两个概念的提出,对中国发展起到的警示作用却是正面的。

中国可以避免“拉美化”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切特征,有学者断言中国已经跌下了“拉美化”的深渊。对此,我们不能视为危言耸听,不能无视中国目前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危机。但是我们也要去理性地分析,中国的转型问题与其他国家的异同。

从表面来看,中国与其它处于转型中的问题国家有许多共同现象,比如经济增长减速、贫富分化、就业困难、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政府有失廉洁,面临较大的社会公正问题等。

但是,从深层次来看,中国和其他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是“拉美化”的经济体还是很大的不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现象。世界上大多数严谨的专业机构和学者都认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但是还会保持增长的势头。

如果将“拉美化”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类特殊现象,中国与“拉美化”现象有别之处很多。一是中国没有拉美现象中特有的“软政权化”的特征。所谓“软政权化”是指政府缺乏权威和控制力,公职人员普遍渎法、官商勾结和利益集团化现象泛滥。与之相比,中国的确也存在较多的利益寻租现象,并处在腐败多发期,但是政府的权威性和控制力是拉美国家不能相比的,法治化和廉洁政府的趋势也在加强。二是中国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一向比较谨慎。特别是在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频发的情况下,中国对金融的监管越来越严格,像拉美国家那样频发金融动荡的概率不大。三是中国和拉美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下,中国人的进取精神更强,更容易选择和政府合作。文化差异对国民行为方式的影响是深层次的,面临大体相同的境遇时,中国人与拉美人的选择可能截然不同。可见,中国面临的转型危机,和此前的拉美国家不尽相同。中国完全有可能避免所谓的“拉美化”。

中国例外论的是与非

如果,作出中国可以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的结论,很容易让人想起国际学术界有一个“中国例外论”。因为很多社会科学的理论,只要遇到中国就不灵了。从整体论的观点来看,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一个国家随着版图和人口的算术增加,其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加。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太大而不能倒”、“太大而说不清”的国家。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欧洲一样大小的版图的国家,人口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地区差异悬殊性很大,背负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光荣和包袱,实行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着地球上史无前例的一场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将何去何从,不可预测的因素实在太多。

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整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仍然是巨大的。中国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还不可同日而语,经济发展的腹地还很广阔。中国要抹平地区差距的努力,可以支持经济增长很长一段时间。2010年底,中国官方口径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3.7亿,同年的人均GDP4428美元,排在世界第98位(世界银行数据)。虽说,中国刚刚开始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但仍然还属于“欠发达”国家的行列。目前,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0倍多,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目前美国的一半水平,GDP要达到目前的5倍,大约要25万亿美元。可见,中国还要经历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规模效应,可能使“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等带有预言性的理论全部失效,使中国再次被证明是一个“例外”的国家。

中国与世界体系的互动

中国的现代化,早已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们发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深入的处于国际体系之中。中国如此主动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来,带来了中国现代化的加速发展。在数以万亿计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下,中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在GDP连续三十年高速增长下,2011年底已经达到7.4万亿美元,比位列第三的日本多出1.5万亿美元。

中国的参与使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2007年,哈佛大学著名经济教授尼尔·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的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了一个新名词——中美国Chimerica,来描述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存,进入共生状态。更有不少学者认为,世界进入了中美国主导的时代。当然,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中国作为一个国际体系的迟到者(latecomer),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就从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进入到国际体系的核心地带。虽然,中国还不是一个主导者的角色,但毕竟拥有了过去所不能想象的话语权。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个“中美国”其实是一个奇特的结构。中国既是这个结构的获益者,又同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要诠释这个结构,目前最好的可能是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的资本流动怪圈理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上处在低端的位置。“世界工厂”生产的大量利润都流向了美国等跨国公司的母国。通俗的说法是,中国生产10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辆波音777客机。两个法国学者研究了iphone手机的产业价值链,发现美国进口一部中国生产iphone手机是178.96美元,而中国生产环节的收入只有6.5美元。中国通过这种“微利”的生产获得的美元外汇,又有相当比例用来购买了美国国债,从而流回美国。美元汇率波动一下,中国的外汇储备都会损失不少。透过资本流动的斯蒂格里茨怪圈,我们看到“中美国”这种结构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得失。

反过来,我们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中国通过与国际社会接轨,深度参与到国际体系之中,大大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尽管代价不低,却也赢得了时间,学到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也深刻的重塑了这个世界,并将更加深刻的改变这个世界。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参与和重塑国际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由于洲级国家的庞大规模、超常规的人口数量、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具有不可想像的容纳能力和承受能力,可能会呈现出与拉美、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点,“中等收入陷阱”或是“拉美化”在中国则可能不会出现。

 

 

“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是时下的两个“热词”,其内涵和外延在学术界从未被严格的定义过,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笔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在本质上都是现代化转型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作为两个“预警性”的概念提出,对于中国目前面临的转型期困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除了自身制度、文化、资源瓶颈等方面的劣势之外,还面临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的吸引和束缚。中国作为一个版图和人口超常规的巨型国家,在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有自身独特的特点。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拉美化”等理论,都是根据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对于中国来说都不适用。但现代化转型的阵痛,中国不会例外。中国在转型期遭遇到的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也是其他国家不能想像的,也是远非“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拉美化”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还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任重而道远。

2013年04月20日

中国会不会“拉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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