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用担心语言不通,也不要担心无法相处”、“3个月内娶到手,一年内跑掉赔一名”,这是一则“团购越南新娘”的广告。在广西中越边境,买卖越南新娘的生意暗潮汹涌。而价格也随需求不断增加而一路攀升,由上世纪90年代的二三千元升至目前的5万到20万元。其中,骗婚、逃婚事件屡见不鲜,警方打击拐卖和遣返越南新娘的行动不时见诸报端。

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性别比偏高问题专家组组长、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出现‘媳妇荒’、‘买卖新娘’等现象,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恶果。”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又该如何进行整治呢?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

正常情况下,人口的性别比应该是105±2,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3107个男孩。这个比例是人类有记录以来一直维持的生物法则。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所以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比例基本就是正常的。所以,联合国在1955年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1990年“四普”时,则上升到111;到了2000年“五普”时,跃至119;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更高达120.492008年达到最高值120.56,超出警戒线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相对于女性,男性盈余13%

据最新统计,目前世界上有16个国家或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07正常值上限,我国高居榜首,比紧随其后的阿塞拜疆、越南、印度等国高45个点;同时,我国还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持续时间最长和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上世纪80年代,只有乡镇出生性别比偏高;90年代以后,城市出生性别比也开始偏高。起初是第二、三孩次出生性别比偏高,现在一孩出生性别比也升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从东部向西部,从农村向城市迅速蔓延,几乎覆盖全国各地。其中,有3个省超过130

20126月召开的全国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暨重点治理年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表示,从2009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趋势出现拐点,首次连续3年下降,2009年降至119.452010年降至117.942011年降至117.78。但是,下降幅度有限,整体上仍高出警戒线10多个点,巩固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下降任务依然艰巨。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酿苦酒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不单纯是严峻的人口问题,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有害于女孩的健康成长

由于父母重男轻女,必然使一些女孩失去应有的父爱、母爱和亲情,生活在低人一等的阴影中,而使她们的性格变得内向、孤僻和郁郁寡欢。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说:“农村有政策,头胎是女娃的家庭可以要二胎,头胎是男娃的就不能再要了,所以很多女孩都有弟弟妹妹,这无疑会影响到她们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国贫困山区尚有少数文盲存在,而女性文盲占文盲总数的2/3以上;失学儿童中,女童约占2/3。汤素兰告诉记者,由于男尊女卑思想,当有些一子一女的家庭经济困难时,便会让女孩休学,全力供养男孩。甚至在只有女孩的家庭,一些传统的父母也认为女孩不会有出息,不应该花钱让她们上学而应该帮家里干活,然后早早嫁出去。“女孩子往往是被牺牲掉的那一个”。

“我就碰到过一个从甘肃来北京打工的小保姆,都20岁了,也没上过学,完全不识字。她连老人吃药的药名都认不全,根本不可能在城市里立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园忧心忡忡地说。她还担心,即使她们上了学,但是不能像城里孩子一样得到优势资源和工作机会,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造成严重的婚姻挤压现象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由隐性走向显性,最直接的影响是婚姻挤压现象凸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我国30岁以下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多万。未来1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约多100万人。渐次进入婚育期的80后、90后男青年,正遭遇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挑战。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近30年,虽然造成了大量“婚姻剩余男性”,但当下人们关注更多的似乎还是“剩女”。

“这是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分析,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引发的社会问题率先在偏远穷困的农村落地,而非城市。由于这些落后地区信息闭塞,“剩男”危机很少走进公众视野。

事实上,男女适婚人口比例失衡加上“嫁高娶低”婚配模式造成的“婚姻梯度挤压”,导致当今社会形成两大现象:一方面是农村落后地区“光棍”不断,一方面是不少大城市“剩女”增多。

李建新指出,现实中的婚姻除了讲究“门当户对”外,还有“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如果以甲、乙、丙、丁等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排序,那么按照该模式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丙男配丁女,最后剩下的是甲女和丁男。“剩男”是被动单身,“剩女”多为个人选择。

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近几年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情况看,男女婚龄差距拉大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当进入婚龄的女性出现短缺时,男性会在低年龄段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再向别的地区发展——城里哥找乡下妹,富裕地区的男性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剩男”最后沉积在低收入的贫困阶层。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曾选择东、中、西部28个省份的369个有代表性的行政村,进行大龄未婚男性群体(28周岁及以上、从未结过婚)调查,做出《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该报告显示,全国28个省份每村平均9个男“光棍”,其平均年龄为41.4岁。“光棍”聚集程度由东至西逐渐递增,西部为3.21%,东部为2.26%

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地区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经济水平上都处于劣势,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拥有的资本也相对较少。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更多地集中在西部地区。

“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大量‘光棍’,更在于贫困人口成为主要‘受害者’。”原新说,社会地位高的男性择偶不存在问题,而文化水平低、收入少等社会地位低的男性,择偶将非常困难。这种现实客观上刺激并加剧了落后地区拐卖妇女、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发生。

浙江省公安厅统计资料显示,该省近20万外来媳妇中,被拐卖妇女达3.6万人,她们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欠发达地区。

在广西与越南交界的边远山区,多数男人都很穷,没什么文化,在当地很难找到老婆,不少人一辈子都是单身汉。从1992年开始,一些越南女子通过非法中介进入这些地区,与当地大龄男子“成婚”,而后生儿育女。多年来,政府有关部门虽加强管理,但非法婚姻屡禁不绝。

从贫困男娶妻难这个角度看,农村“光棍”危机远大于城市“剩女”问题。它不仅事关个人发展、家庭幸福,更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威胁人口生态安全

男女比例失调影响我国人口发展。作为直接的生育者,女性“赤字”必然导致出生率水平下降,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长远看,“盈余”男性没有配偶和子嗣,给未来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都带来问题。

男女比例失调还带来就业挤压问题。一位经常来往于广州、杭州、上海等地的服装老板介绍说,目前不少纺织厂因招不到女工而停业。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1020年后,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日益严重。男性劳动力过剩会增强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女性就业难度;在某些行业和职业中,可能会出现女性短缺而要男性替代的现象;某些男性就业岗位会因为劳动力过剩,引发男性激烈争抢。

婚姻挤压也会对传统家庭稳定带来巨大冲击,而引发婚姻家庭道德危机。女性婚龄人口短缺,会在代际间产生激烈的争夺和冲突,“错位婚姻”如“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有可能大量涌现,婚外恋、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等社会现象也可能随之滋生。

当婚而不能婚男性数量的不断积累,大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风险。食色,性也。性能量是生存本能,力量惊人,在自然生物属性的驱动下,几千万之巨的男性“光棍人口”有一部分会演变为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狼性人口”。没有配偶、没有家庭、没有温暖、没有希望,只有各种压力和内心的躁动,无偶男性群体必然成为痛苦失意、悲情愤怒的人口。一旦成年男性无偶人口的“狼性”集体发作,负能量倾巢而出,各种社会人伦悲剧将不期而至,令人不寒而栗!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做出的《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显示,部分被调查村落的大龄未婚男性,在过去3年中参与了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发生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聚众赌博、聚众闹事、合伙偷窃和聚众斗殴。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进一步强化了女性歧视。在偏远农村地区,没有生育男孩妇女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会受到威胁,而千方百计通过人为性别选择或超生方式得到男孩的妇女,也并未因此从重男轻女的传统枷锁下彻底解放。

原新认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威胁人口生态安全,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为男性所主导,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其深远危害,不亚于上个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造成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原因

受重男轻女传统观念影响

“炉灰筑不了墙,女儿供养不了爹和娘”,传统观念认为,农村的男孩偏好是为了解决劳动力、增加收入和养老问题。目前农村养老保障最主要的困难是经济上的,女儿大了要出嫁,而生活在身边的儿子(媳妇)能提供养老支持。

不过,一项对安徽省太湖县、宿松县、潜山县等欠发达地区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些年来,在经济贡献方面,生男不比生女强。因此,不能将男孩偏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问题。

事实上,在我国沿海等富裕起来的地区,发达的经济条件和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遏止出生人口性别比攀升的势头。

“根子在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在许多人眼里,生男生女,是继嗣问题,也是“面子”问题。对于财富迅速增加的家庭,“万贯家财留给谁”的问题,使人们灵魂深处“儿子传后”的意识变得空前活跃和强烈。一些家族、宗族观念严重的地区,生男孩意味着家族香火不断,意味着家族势力的强盛。有了儿子的妇女可以免遭家人“不争气”的指责,儿子能提高母亲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B超设备的普及,造成人为的“女孩失踪”现象

我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已经上千年了,为什么近30年才出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呢?

B超普及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直接诱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日本、中国等具有男孩偏好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普遍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因为那时B超设备开始普及。许多人怀孕4个月后,经B超鉴定胎儿性别,男胎保留,女胎引产,造成人为的“女孩失踪”现象。

“女孩失踪”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市场。

据介绍,在江西、湖北、安徽交界地区,从事非法鉴定性别的活动由隐藏变为半公开,由“坐等上门”变为“上门服务”,鉴定时的怀孕时间由16周以上缩短为12周左右,由本地小范围变为有组织的跨区域大范围作业。在一些农民工聚集的“城中村”,“B超”、“大月份引产”、“药物流产”等广告牌随处可见,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人工终止妊娠,提供“一条龙”服务。

这些“B超黑市”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前店后厂。开在街面的妇科诊所乃至药店揽生意,后边居民楼的家中做B超,鉴定费200元左右。如果是女孩不想要,约医院的医生来做手术。

二是介绍去医院鉴定胎儿性别。为逃避政府有关部门的打击,避免几十万元的B超机器被没收,一些中介诊所利用关系,带顾客去大医院,打着检查胎位等幌子,从“关系户”医生的暗示里,得知实情,如需堕胎,回诊所做手术。

小罗是家里的独生子,但是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了要个男孩,他的母亲曾经打掉过两个女孩。

两年前,在上海市郊区及外来人口密集的区域,一些做“野B超”的诊所四处张贴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广告:“只要300元,包看男女,还可以介绍后续措施,价钱好商量。”

由于有关部门打击力度不断增加,“野B超”诊所大多转入了地下。据曾在里面工作过的张斌(化名)介绍,“野B超”诊所设备简陋,最多不过是一台便携式B超机,而且里面根本没有医生,分辨男女婴儿全靠经验。“B超收费不贵,后续措施才是重点。”张斌说,“野B超”诊所大多可做引流手术,这样一来,许多无辜的女婴就被扼杀在“野B超”诊所内。

在浙江宁波,一个不久前被查处的黑B超窝点以每人次2000元的价格开展胎儿性别鉴定。在警方找到的47名台州籍孕妇中,被检出怀女孩的20名孕妇均通过药流、引产等堕胎。

28岁的符梅是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居民。日前,怀孕4个月的她悄悄去该市那大镇大通路一家个体诊所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得知是女婴后,她便做了引产手术。手术时,符梅大出血,被送医院抢救。警方事后查明,给符梅实施“两非(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李某,是湖北天门市人,2005年以来一直从事“两非”行为,多次被抓,屡教不改。

海南省儋州市西联农场孕妇蓝某怀孕6个多月,想知道胎儿性别,通过电话与唐某取得联系。2010710日上午11许,唐某开着一辆奇瑞牌小轿车,将蓝某接到自己家中,从挂包里拿出一台笔记本“B超”,给蓝某做检查,告知她怀的是女孩。当唐某收取330元鉴定费时,被跟踪而来的执法人员抓获。 

据查,唐某是儋州市国营新盈农场人,1999年从卫校毕业。曾因从事“两非”行为被抓,以非法行医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前刑满释放。之后,他购买了一台小型“B超”机,配备作案车辆,变本加厉地从事“两非”活动。

“在相关职能部门的强力打击下,‘两非’行为变得更为隐蔽。”海南省人口计生委主任隋枝叶介绍说,不法分子的仪器和交通工具更加先进,手段更加多样,防侦查能力增强,加大了“两非”案件的“取证难”和“执法难”。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总有不法者愿意铤而走险。说白了,与一些无良的医务人员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有极大关系。一些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人找到这样的医院或是私人诊所,只要送上钞票,什么性别比例,什么国家大计,什么社会问题,在有些人看来,都不如眼前的利益实惠。一个人,只要是“见钱眼开”,就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做。

男女不平等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表示,男女不平等带来的性别差异因素,是人们观念中男孩偏好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妇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长的幅度基本赶上男性外,其他指标都明显落后于男性:在经济生活方面,女性虽然广泛地参与社会劳动,但职业声望和收入不高。招生招工时,条件等同情况下,往往取男舍女;在政治生活方面,女性的参政比例大大低于男性及国际社会女性的平均政治参与水平,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女性仅占1/5

计划生育法造成生男即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地方,一孩性别比均较正常,二孩和多孩性别比均不正常。

在过去近30年里,考虑城乡差异,国家对农村的生育政策,实际上是生男即止的规定:头胎生男孩的,不再生二胎;头胎生女孩的,可以再生一胎。

“头胎生了女孩的,二胎便要千方百计生男孩。”据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介绍,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查发现一个规律,孩次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2005年的出生人口中,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为108.41,虽然偏高,但程度不严重;第二孩猛然升高到143.22;第三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更高,达到了152.88。“有些村庄甚至3年内没有出生一个计划内的二胎女孩。”

海南省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2.1,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18.3119.4233.3;“农林牧渔水利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4.9,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01.9164.6190.4

可见,国家制定的计划生育法,实际上是生男即止的法律。排除人们有意识的性别选择,我们的法律和实施办法客观上造成了性别比偏高,迫使人们在两难当中作出选择,导致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浮起了性别比失调问题。

 

标本兼顾,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要采取切实措施,标本兼顾,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党政重视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是党委、政府及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中国,自上而下的党政重视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首要保障,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工作也不例外。

首先,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促进“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是社会公共政策决策的基本原则,在法律、政治、经济、教育、健康等领域形成了促进两性平等的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其次,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被列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的重点任务,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共同责任。再次,加强考核评估。国家发改委把出生人口性别比作为考核各省经济社会工作的专项分值;国家人口计生委“十二五”期间把出生人口性别比作为各级政府单项考核的硬性指标;根据“六普”数据确定了16个重点治理省份,进行重点管理和督导。所有这些都明示了党和国家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意志,为综合治理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政策基础,也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首要和根本的保障。

严厉打击技术“越轨”

在去年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暨重点治理年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表示,遏制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势头,当务之急是打击技术“越轨”,“治标”的有效方法之一是依法查处“两非”行为。

为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20118月至20123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卫生部、公安部等6部门联合开展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去年45日,六部门再次联合发文,确定2012年为“出生人口性别比重点治理年”。

针对“两非”案件“取证难”、“执法难”的问题,海南省儋州市卫生局要求,凡是开展B超检查业务的医疗机构必须安装“全球眼”。全市15家医疗机构的20台“全球眼”远程监控终端设在市卫生监督所,由该所对被监控单位全天候实时监控,视频存储可供取证。

江西省湖口县把查找线索作为查处“两非”案件的突破口。他们重点排查已领取再生一胎证后孕情无故消失、孕14周以上才申报办理再生一胎、已领取生育证长期无孕情、怀孕超期未申报出生等对象,从中追查案件线索11条。推行“1名乡干部+1名村干部+1名组干部”对一名怀孕对象的跟踪服务。对县内居住孕妇,每月上门访视一次;对外出务工孕妇,每月上网视频一次。发现不正常情况及时上报,从中挖掘5条案件线索。 

解决“两非”案件“执法难”,需要顶住压力,违法必究。湖口县在处理公立医院黄某、余某“两非”案时,遭遇说情、干扰甚至恐吓的压力和阻力。县委、县政府态度坚决,排除干扰,对两位涉案人员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依法吊销执业医师资格证,产生了震慑效果。

去年6月,辽宁省义县公安、计生等部门联手开展“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他们深入全县18个乡镇239个村对非法行医及未出生婴儿性别鉴定进行排查与整治。

目前,各地普遍建立了诫勉约谈和问责制度、出生人口实名登记制度、14周以上终止妊娠手术审批制度、B超使用管理制度、终止妊娠药物销售使用管理制度、“两非”案件有奖举报制度等,建立了跨部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效工作机制。

立法严惩“两非”行为

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徐建认为,从事胎儿性别鉴定的黑诊所投资少,见效快。国内目前的法律对此方面的违法者往往“以罚代刑”,从而缺乏震慑力。

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武海亭表示,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虽然严禁“两非”行为,但未重拳出击。比如对于没有行医资格的人从事“两非”行为,法律规定按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医务人员涉足“两非”,只规定了行政处罚,罚款额度只有1万~3万元,没明确刑事责任。

韩国也曾经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阶段,为此,韩国立法规定,对于利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引产的医务人员,一是罚款3000万韩元,相当于20万元人民币;二是吊销医师执照,终身不得行医;三是承担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武海亭认为,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做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石佑启指出,在不少人的传统思维和习惯上,还没有意识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一个法律问题。必须要让全社会对人口性别比的观念建立起法律意识,同时能自觉去遵守这些规定,而不是事后去处罚。

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促进性别平等

治理性别比偏高,仅靠打击难以除根,还要着力构建约束型和利益导向型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在全国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幸福工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专项活动,对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给予养老保障,让百姓觉得生女孩不吃亏。尤其是2003年以来开展的“关爱女孩行动”,通过建立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行为约束机制、利益导向机制,改善女孩生存环境,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势头。近些年,国家推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家庭和社会养老保障能力,从物质保障上和观念上推进重男轻女思想的转变。

“现在一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人们就想到‘娶妻难’和‘光棍’问题。其实,这是从男性为中心的视角考量问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实质上是女性发展权益问题。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及现行的一些政策因素影响,两性之间显性和隐性的资源获得不公现象十分普遍,女性的弱势地位依旧明显。因此,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是“治本”之策。

陕西省近年来探索“柔性治理”方式,将治理关口前移,以利益和观念为引导,加强对生育过程控制。该省将独生子女保健费提高到每人每月10元;放弃二胎生育的父母给予不低于4000元的奖励;将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享受奖励扶助的年龄提前到55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分配集体资产收益时,独生子女户增加一人份额,双女户增加半人份额;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减免父母和子女个人缴纳费用,提高单病种报销比例。

2009年,在中央党校课题组指导下,河南省登封市在大冶镇周山村进行出生性别比治理试点,从婚嫁习俗、村民身份、资源分配入手,把男女平等的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保障了妇女政治经济待遇。群众对“男到女家落户”和“女孩也是传后人”的认同率逐步提高。截至2011年底,该市98.5%的行政村修改了村规民约,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社会地位。如在推荐入党、选举各级代表委员中,女性比例争取达到50%。当选村组干部以及其他村民议事机构,女性比例不低于1/3

江西省开展“阳光助学行动”,全省12468名农村女孩就读高中期间,每人每年获得1000元资助。同时实施计划生育“绿色养老”工程,省财政投入8000万元为16万户农村计划生育纯女户家庭免费提供500元苗木,帮助他们创造“绿色财富”,一定程度上解除他们养老的后顾之忧。

移风易俗,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

中山大学伦理学博士李隼认为,文化伦理层面的因素是导致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从文化伦理层面去寻找解决的办法。

性别比的高低与风俗习惯有着紧密的关联。在湖北大冶、仙桃这些性别比较高的地方,续家谱、修祠堂的风气很浓厚,而在宜昌这些性别比比较正常的地方,基本上没有人重视这些。在宜昌,上门女婿是非常普遍的,而在天门,无论女方有多高的地位,男方都不同意上门。所以,要降低过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就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如果女儿也同样可以养老,生女儿也同样有“面子”,如果女儿也能进家谱,那么重男轻女的思想一定会淡化。

2013年04月20日

性别比严重失衡潜伏的巨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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