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惭愧!若不是看到一位朋友在邮件里表达他的愤怒,我可能早就把“汕头内衣工厂火灾14名女工被烧死”这件事情彻底忘干净了。更让我感到的惭愧的是,我竟然没有他那份愤怒。

在满屏的时事要闻、花边新闻中,看到“广东汕头内衣厂遭纵火致14名女工身亡”这个标题,下意识地轻轻点击鼠标,草草浏览报道,然后又迅速关闭网页,整个索取信息的过程前后不过一两分钟。脑海里只留下几个模糊的词汇,汕头、大火、女工、死亡。没有心灵的震撼,没有不可遏止的愤怒,只是轻飘飘的痛惜而已。随着鼠标移向下一个标题,连这轻飘飘的痛惜也被迅速覆盖。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经历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心理过程,我已经记不清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面对这类灾难变得无动于衷。在这里自我检讨、感慨人心冷漠多少显得有些做作。一个残酷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14名女工殒命火海的灾难新闻已经没有足够的冲击力可以让社会公众感到震撼,进而有所思考。如果不出意外,几天时间内这起事件便会失去任何新闻价值,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这些花样年华的少男少女,再也不会被公众记起。在信息以光速传播的时代,我们也以几乎同样的速度在遗忘。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悲剧随时都在上演,从频频发生的矿难到近年开始大规模爆发的尘肺病,从工地电梯突然坠落到讨薪工人遭遇黑社会暴力,其死伤的人数、惨烈的程度不断创下新的纪录。通常,一场惨案发生后,媒体会在短时间内密集介入,从各个方面挖掘有看点的新闻,炒作一番之后便弃之不顾。这也怪不得媒体,新闻讲求时效性,媒体要通过提供新鲜刺激的内容来吸引公众眼球。而观众每天目睹这样的人间惨剧,难免审丑疲劳,变得麻木淡漠,成为鲁迅笔下无聊的“看客”。更有甚者还振振有词,大谈“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世界本来就是如此,谁让我们处在这个发展阶段。

女工,拥挤的车间,火灾,防盗网,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工厂的那场大火。当时也是在拥挤的车间里,突然发生大火,防盗网阻碍工人疏散逃生,最终导致87名女工被烧死,51人受伤,震惊世界。如今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劳工的命运又有多少改观?

新闻资料表明,汕头市大量家庭服装作坊火灾隐患无处不在,重大火灾事故频繁发生。20065月,汕头市潮阳区一家名叫创辉织造有限公司的内衣厂发生火灾,造成13人死亡1人重伤;2009521,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上堡居委会五片一家家庭作坊发生大火,造成13人死亡,4人重伤;2012415,汕头市潮南区马浦镇华里西村,一家内衣生产企业发生大火,3人死亡(其中两名男婴),6人重伤。(央视报道,转自网易新闻)

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成语叫做“人命关天”,体现了中国人传统朴素的生命伦理和价值观,然而用在今天的农民工身上却显得有些讽刺。据媒体报道,14位死者家属将分别获赔25万元,这区区的25万元就是这些孩子生命的价格。正是如此低廉的价格,支撑着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正是如此低廉的价格,让老板、地方政府漠视他们的生命安全。

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女工的形象清晰起来,她们不再是“14名女工”这样一个抽象的集体称谓,而是被还原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她们无一例外来自偏远农村,因为家境贫寒,尚未成年便出来打工,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这些90后的孩子们颠覆了主流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她们并不像人们经常感叹的那样,娇生惯养、个人主义、好逸恶劳,相反,她们为了挣钱“主动”加班,忍受着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家里;虽然工作辛苦,但她们对生活没有什么抱怨,稚气的脸上充满着简单的笑容。她们是那样单纯可爱的一群孩子,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看着照片上那灿烂的笑容,谁能不感到痛心!

一把大火,烧掉了老板的家产,也烧掉了十几名年轻工友的生命。26岁的打工者刘双云多次讨要工资未果,最终选择了这种玉石俱焚的方式来报复老板。被抓捕之后,刘双云面对记者称“我做这些事从来不后悔,我拿不到钱,就只好拿自己的生命跟他去赌。”有媒体严厉谴责他内心的“恶”,对这种极端的个体犯罪坚决不能饶恕。(齐鲁晚报:别再为汕头纵火犯的恶寻找出口)如果不是长期积累的愤怒,如果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他何以会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来抗争?

刘双云只想报复老板,却烧死了无辜的工友。在得知女工被烧死之后,他悔恨不已。刘双云自会接受法律的审判,为他的冲动付出代价。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并非不清楚行为的后果,但他仍然去做了。他是这场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也是这场悲剧的牺牲者。我们要谴责他的冲动,我们更需要问的是,是谁把他推向这条绝路?倘若不去消除社会的恶,下一个悲剧便不会太远。

改革开放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工为改变命运来到城市打工。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作为城市里的二等公民很少得到过尊重。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超长工作时间,扣押拖欠工资,这些现象比比皆是,见怪不怪,甚至成为通行的潜规则。据媒体调查,陈店当地数千家内衣生产企业,并无统一的工人薪酬发放标准,部分老板经常欠薪,工人讨薪纠纷普遍,干部调解时曾让讨薪者下跪。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对老板的欠薪行为深恶痛绝,“这里的老板太黑了,”“这些都是我们工人的辛苦钱。”(央视网2012127

劳资矛盾是工业化时代的正常现象。在劳资矛盾中,个体的劳动者通常都处于不利地位,缺少和资方平等谈判的能力,必须借助于集体的力量。西方国家通过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使劳资冲突走上制度化解决道路,劳资双方的抗争都趋于理性,大大降低了对社会的破坏性。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农民工很少有参加工会的,工会组织在劳资纠纷中也没能有效发挥作用,最终的结果是劳动者不得不以个体的方式面对老板,力量对比悬殊注定了维权的艰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常常采用极端惨烈的方式进行对抗。“拿自己的生命跟他去赌”,这是弱者最后的武器。

在劳资纠纷中,地方政府偏袒资方的行为进一步把刘双云们逼上绝路。企业能带来税收,能创造GDP,能给部分官员带来灰色收入,偏袒资本成为地方政府天然的倾向。正是政府的纵容让企业老板有恃无恐。我们生活在文明的21世纪,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健全的法律,有强大的人民政府,倘若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能够秉公执法,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给刘双云们一个制度化维权道路,他们又怎么会采取极端报复行为?汕头火灾让我们反思,我们生活在怎样的制度环境中。

近年来,中国劳动者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劳资冲突日益增多,由于缺少制度化的解决渠道,劳动者维权成本很高,通常只能忍耐,忍无可忍时便常常走向极端,自我毁灭,同归于尽,甚至报复社会。政府为此付出极大的维稳成本,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悲剧一再重演。

矛盾在于疏而不在于堵,给弱势者一个出路,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首先,建立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让农民工以组织化方式维权。西方国家的普遍经验表明,劳资双方在力量相对均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坐下来进行谈判,相互妥协让步,达成共识。“组织起来,切实维权”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各级工会组织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切实维护工人合法权益。将劳资矛盾纳入制度化解决框架,能够有效减少极端行为的发生。

其次,各级政府部门要公正执法,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严格落实各项法律法规,让非法企业无法立足,从源头上减少劳资冲突的发生。

再次,企业应该彻底转变观念,改变管理方式。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企业的财富,只有尊重工人、善待工人,才能调动起工人的积极性,企业才能更有竞争力。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靠着廉价劳动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广大劳工阶层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矛盾开始集中爆发,一股戾气在社会上蔓延,人人惶恐不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社会矛盾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传统发展方式的恶果。时至今日,我们再也不能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来追求高增长了。给劳动者一个希望,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有希望。

2013年0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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