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松

 

追求一种消灭了匮乏和异化、剥削和压迫与实现了富有和公平、自由和平等高度统一的社会,不仅是马克思的愿望,也是一切富有理想的思想家、艺术家、宗教家、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的共同愿望,区别只在于他们达到理想的方法、手段、途径不同而已。但是,马克思等人所构想的自由王国需要具备极高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要同时具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从学理、知识、技术层面而言,他们只看到了历史发展的一种最好的可能性,而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他们的理想建立在——(1)人类可以而且一定会突破资源的约束;(2)人类的高级需要可以而且一定会生长起来并且成为第一需要;(3)人类的主体性可以而且一定会完全压倒反主体性——这三个假定的基础之上,而这三个假定本身是需要论证的。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1)如果这三个条件不能具备,我们应该怎么办?(2)假定这三个条件最终都能够具备,但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劳动的谋生性质和异化性质?(3)假定这三个条件最终都能够具备,但在这三个条件具备以前,人类很可能会遭受被毁灭或自我毁灭的危险和威胁,针对这种情况,人类有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和解救之道?

 

一、发达国家和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1.发达国家出现需求发育停滞、需求结构畸形、人格平面化和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

什么是“自然需要的界限”?什么时候“历史形成的需要”才超过“自然的需要”?这里有没有一个量的界定?马克思没有具体说明,马斯洛也没有具体说明,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富有程度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自然需要的正常合理满足所要求的程度。然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机制、经济增长方式却仍然是按照过去历史所形成的、以“匮乏人”、“经济人”、“自然人”为出发点的“必然王国”逻辑的惯性运行的,至今没有表现出根本转型的重要迹象。不管是维护传统资本主义的保守党和保守人士,还是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人士,都没有对工业文明和现代经济的人性基础作出深刻的反思,都没有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哲学和经济价值观,都没有提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目标,区别只表现在如何发展经济和如何分配经济成果上,而不在为什么发展经济这个更根本的问题上。“高投资/高就业/高增长——高利润/高工资/高收入——高消费/高支出/高享受”,是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派别共同遵守的“经济人”行为逻辑;投资和需求从两头拉动经济发展,通过更全面、更彻底地激发、调动、引导甚至塑造、伪造、编造人的物质需要以扩大“市场需求”、“总需求”,从而挖掘广泛的投资机会和保持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奇怪和荒谬的现象:

——人均资源和财富占有量已经很高,但贫富分化仍然相当严重,少数人拥有富可敌国的巨额财富,但按照现有经济机制的惯性还在增加更多的财富,他们的财富已经失去满足自然需要的正常功能了,而仅仅是满足某种病态的占有欲、成就欲。

——物质上的富有并没有带来幸福、身心健康、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没有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而只不过带来数量上的扩张,带来繁忙而变态的消费,带来无数身心疾病,带来人际关系上的疏远、冷漠和孤独。

——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已经使人不用工作就能够过上相对不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算得上是富足的生活,为谋生而工作的紧迫性已经不存在了,于是出现大量搭便车、揩油、寄生于社会、好逸恶劳、偷奸耍滑等等所谓“自愿失业”现象和“福利病”,驱使他们重新工作的动力和动机无非是赶上比自己更富足的人、过更富足的生活以维持自己的脸面和尊严这种较低的需要,而并不是出于本质上超越经济人逻辑和经济需要的新需求。

——工作时间越来越短、自由时间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用这些宝贵的自由时间去发展人的天赋和才能,不知道如何去为自己创造一种更富有意义的生活,于是这些闲暇时间只不过使人陷入更加花样百出的物质消费和准物质消费(娱乐)而已。

——一方面是自愿失业的增加和就业时间的不断缩短,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仍然把“高就业”和“低失业”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以高工资和高收入来激励人们追赶更富有的人们并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而这样做又会导致更多的自愿失业和工作时间的进一步缩短。一种所谓“收入刚性”和“福利刚性”的铁律(Iron Law)把所有人都绑在经济的不可逆增长的战车上了,因为一旦出现经济的萧条和危机,出现大规模失业和通货膨胀,必然导致收入和福利的降低,而这一定会引起政治和社会危机。

发达国家已经陷入骑虎难下、进退失据的境地。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是因为人的需求层次的提高并不是按照较低层次需要满足后较高层需要就会自动形成这种“自然机制”进行的,其间很可能会出现断层或时差,能否消除断层或尽快缩短时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自我认知、自我控制和自我塑造,取决于精神的和文化的力量,取决于价值观上的转换和更新。

导致需求发育停滞、需求结构畸形、人格平面化和发展动力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固然在“必然王国”范围内、在“经济人”逻辑层面上解决了许多问题,造成了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比较合理的橄榄型经济社会结构,但在鼓励人们积极提高需求层次、引导人们由经济人转向精神人、自我实现人方面乏善可陈,致使人们行为的主要动机仍然集中在对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追求上。

2.后发展国家陷入物质需求相对过旺而资源过于匮乏的追赶困境

受到发达国家经济成功的正面刺激和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侵略的负面刺激,不发达国家纷纷开启了追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经过短则几十年长则上百年的追赶,它们发现自己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仍然很大甚至有加大的趋势,它们的追赶陷入了物质需求相对过旺而资源过于匮乏的困境,其原因在于:一是发达国家高收入和高消费的榜样激起了后发达国家人们过于旺盛的物质需要;二是后发展国家处于人口高速增长时期,人均资源占有量越来越低;三是发达国家过去掠夺了这些国家的部分资源,现在又通过经济全球化迫使后发展国家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末端,这些国家的收入和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和输送到世界产业链条的高端去了,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对资本、技术、知识产权、人才的垄断实现了对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剥削;四是发达国家对后发展国家的政治、文化上的渗透以及它们认为必要时的军事侵略,加剧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和差距。

这样一来,后发展国家也被绑在经济主义的战车上了,并且欲罢不能、进退两难:紧跟发达国家的步伐、依样画瓢地照搬发达国家曾经用过的模式、重走一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固然会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但必然失去经济上的自主性,甚至失去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自主性,同时导致国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工农大众之间剧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闭关锁国,试图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又已经被许多国家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而且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必定会越拉越大。

当今世界最大的国际矛盾已经不再是“东西矛盾”即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而是“南北矛盾”即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将会使整个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陷入危及人类生存的绝境。我们现在来设想一下,假定在未来一百年内,世界经济秩序、规则、机制继续沿用现在的经济主义思路和经济人逻辑,发达国家继续按照自己的要求主宰和控制世界经济,那么第一,由于一定历史时期不可避免的“马太效应”,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第二,在地球上非再生能源已接近枯竭而再生能源的利用问题还不可能解决的情况下,同时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将要翻一倍以上、全球人口将超过150亿以上的情况下,世界大战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高科技战争条件下,人类的毁灭也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这样说起来,改变现在的经济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有关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不容置疑的是,发达国家要率先承担责任,这不仅因为它们更有能力和条件,而且因为它们欠债更多,因而应该对这个世界做出更大的补偿。大量消耗地球上的资源、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例如,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5.9%,但能源消费却占到世界消费量的52.9%,而人口占世界人口76.4%的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耗只占28.1%。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么,地球上的石油储量只够用3年,天然气只够用4年,煤炭只够用15年。美国居住了占世界5%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28%的天然气、23%的固体燃料、20%的硬煤、23%的石油、42%的汽车汽油、26%的电力、10%—30%的铜、铝和锌。美国每天平均有26.8万吨一氧化碳被释放到空气中。可见,要拯救地球,拯救人类文明,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欲的生态环境,必须从发达国家入手。但是,不发达国家也要承担相应的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与发达国家一起,通过谈判、协商、合作,共同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进行一次全人类范围内的文化革命,从根本上转变人类的价值观念,把高层的人性需要的满足放在低层的人性需要的满足之上,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性尊严、人类和平和永续存在等更高价值的追求置于对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的追求之上,同时通过相互监督和制约,抑制人性中恶劣的倾向和欲望,保证人性层次的顺利升华。

 

二、资源和人性瓶颈下扬弃异化的替代模型

 

当今世界所陷入的困境,表明人类的发展遇到了资源与人性两种瓶颈,能否突破这两种瓶颈,我们不能断然给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如果人类能够顺利突破和闯过,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如果突不破、闯不过呢?我们还能够依然按照那种建立在能够突破和闯过的假定基础上的经济主义思路、经济人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式往前走吗?显然不能,因为这是一条死路。即使人类不是本性善良的生物,而只是理性的、会计算利害的生物,我们也应该避免这条道路。为了能够在两种瓶颈制约下扬弃异化并实现人类的永续存在和成长,必须探寻其他可行的替代模式。也的确有很多有识之士设计和构想了种种替代模式。

1.零度增长模式

这是由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提交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所提出的。其主要观点是:由于人口按指数模式增长,从而要求粮食等人类生活用品也必须按指数模式增长,但是地球的可耕地和其他矿物资源是有限的,势必使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面临资源不足的困境;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引起环境污染的种类、范围和绝对量也循指数增长规律日趋严重,而地球吸收污染物的自净能力十分有限,从而使环境恶化、生态平衡失调。因此,世界若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在未来100年内总有一天会到达极限,出现全球性灾难。为避免这一危机的发生,他们提出了使全球均衡发展的“零度增长”对策。

下面是报告中两段最重要的文字:

我们的结论是:(1)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退。(2)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状态可以这样来设计,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3)如果世界人民决心追求第二种结果,而不是第一种结果,他们为达到这种结果而开始工作愈快,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这些结论是如此深刻,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提出了这么多问题,以致我们十分坦率地承认已被这些必须完成的巨大任务所压倒。我们希望,这本书将适合于许多研究领域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引起其他人的兴趣,提高他们所关心的事情的空间和时间的水平,和我们一起理解和准备这个伟大的过渡时期,即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

由于为生存选择相当长的时间水平,以及较长的平均寿命作为理想的目标,我们现在对全球均衡状态得到的一套最低要求是:(1)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2)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3)资本和人口的水平以及两者的比例安排得与社会价值一致。随着技术进步创造新的选择自由,它们可以深思熟虑上加以修正,慢慢地加以调整。

报告补充说明,在均衡状态中,需要不变的量只有人口和资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资源,或不产生严重的环境退化的人类活动,可以无限地继续增长。特别是那些被许多人列为人类的最理想和最满意的活动,如教育、艺术、音乐、宗教、基础科学研究、体育活动和社会的相互影响,是能够繁荣的。

《增长的极限》发表后,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但该书的悲观主义结论和态度也引来激烈的批评。批评者的主要观点是:(1)罗马俱乐部没有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取代传统的不可再生能源;(2)《增长的极限》试图以数学模型代替知识和理解,忽略了技术进步、价格制度、公共政策和规章制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效促进,罗马俱乐部不懂得,持续增长和加速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物质方面的,而是政治、社会和制度方面,在良好的制度引导下,人类可以突破所谓增长极限的瓶颈;(3)罗马俱乐部的这个报告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词,在发达国家已经获得了高速增长后,却要求发展中国家维持现状,不要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道路,这是极不公正的。

2.有限增长模型或中间技术模型

面对诸多批评,罗马俱乐部委托美国人梅萨罗维克和德国人佩斯泰尔发表了另一篇报告《人类处在转折点》,该报告提出了一个“有限增长模型”。他们认为,在21世纪中期到来以前,在世界各地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时间,可能会发生区域性的崩溃。解决的办法必须是全球各个国家联合采取行动,由物理的增长方式向生物体增长方式转变,用有机分化方式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以绿色革命和科技进步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这个报告提出的这些关乎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引起了的人们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同舟共济的全球意识的形成。

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类似于有限增长模型的中间技术模型。这本书的独特和深刻之处在于对传统经济学和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一种元经济学或经济哲学层面的反思:“(1)从对人类的研究中衍生出经济学的目的和目标;(2)从对大自然的研究中衍生出经济学最关键的方法论。”他指出,我们正在消耗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本性资产,那就是宽厚的自然所能提供的容忍限度,或者说,我们根本没有把自然资源、大自然的容忍限度及人类本质当做不可再生的资本,或“自然界资本”,而只是把它们当做一项收入加以挥霍;如果承认人对自然的依赖,那么很大一部分“经济”就是“不经济”,很大一部分增长其实是一种退化,因为它们是一些病态的、不健康的、解体式或毁灭式的增长。经济学要成为智慧,首先要摆脱贪婪和妒忌,这就必然要求我们放弃“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说,放弃“利益、效用、利润、收入最大化”的要求。那么,什么才是经济学的智慧呢?那就是放弃大量生产所运用的超级技术,而采用和运用中级技术、人性化的技术、自助式和民主式技术,低消耗、低投资、非暴力、充分利用人民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的技术:“智慧能让科技享有机性、温和、非暴力、悠闲及美丽方向重新进发……我们需要的方法和设备是:

——够便宜,每人都能确实掌握。

——适合于小规模的应用。

——能与人类对创意的需求相吻合。”

——可帮助男女从雇主那里独立出来而成为自身的雇工,成为自我管理的、合作的以及替当地市场而工作的团体的一员。

——能带来政治和经济权力以及人口的逐步分散。

——能给更多平民带来更具人性的生活,一种真实的自我管理式民主,一种摆脱大规模消费和广告媒介的自由。最终的消费是简朴的,即以相对的低消耗率产生高度的满足感,使人们得以生活得没有压力和紧张。

中间技术也可以叫做一百磅技术,介于原始的一磅技术和发达国家的千磅技术之间;它们可以开辟大量的工作场所。如果不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发展中间技术和中小企业,必将形成贫富、城乡两极分化的“二元经济体系”。

有限增长模型或中间技术模型比零度增长模型要乐观一些,但要求人类放弃富有效率的高科技、大生产以及寻找能够使人类永续成长的可再生能源的努力,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人类的智慧和制度能够控制高科技和大生产,它们仍然是能够使人类摆脱匮乏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小规模生产和中间技术也难以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很难找到实施这一模型的社会力量,也很难避免从中产生新的集中和垄断。

3.可持续发展模型

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以制订长期的环境对策,帮助国际社会确立更加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经过3年多的深入研究和充分论证,该委员会于1987 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经过充分论证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注意力集中于人口、粮食、物种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在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后,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个定义表达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类要发展,尤其是穷人要发展;二是发展有限度,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

与前两种模型相比,可持续发展模型的优点是,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的角度引导到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相结合,而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能够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关键条件是,能源使用可在两方面获得新生,一方面是可以提高传统能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是在不远的将来,可以使用以太阳能为基础的可再生能源。美国能源部研究表明,在未来的40年里,美国可从太阳、风、水、地热、生物中获取现在使用的能量总量的57%—70%,至少可以使该国现在使用的能源节约一半,这意味着将来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是可行的。虽然资源需求还会不断增加,但人类可以通过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全面改善资源的使用方式、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可以建立以循环经济为主体的能源体系,以生物方式取代物理方式。资源的循环利用,可以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可靠的基础,使资源供给的增长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增长。

可持续发展模型的最新发展是低碳经济模式。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本文认为可持续发展模型是介于马克思的无限发展模型与零增长模型和有限增长模型、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之间的比较合理的模型。这是一种主要依赖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的、绿色/低碳/环保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循环经济和生态文明,是在资源和人性约束条件下扬弃异化的可行模型。

2013年04月20日

在资源和人性约束条件下扬弃异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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