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之一

潘毅 李长江 邓韵雪

 

编者按:转眼间,距离2010年富士康“连环跳”事件已经过去两年了。在此期间,社会公众从未停止对富士康管理模式的讨论和100余万富士康员工处境的关注。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富士康也采取了包括加薪、内迁、成立员工关爱中心等一系列措施,以图改善企业形象。20122月,美国公平劳动协会(FLA)对富士康进行调查的消息,使其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不禁要问:将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富士康有效地改善了管理模式吗?滥用学生工等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加薪后,富士康工人的处境得到改善了吗?

为了掌握富士康的最新动态,自富士康“连环跳”以来,“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先后开展了多次大规模调研和重点调研。在历时一年半的调查研究过程中,调研组深入富士康在中国内地的19个厂区,分布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的14个城市:深圳、南京、昆山、杭州、天津、廊坊、太原、上海、武汉、重庆、成都、佛山、郑州、常德。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和深入普通工人的长期跟踪调查,却发现,尽管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富士康管理制度本身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本刊曾在2011年第1-4期发表了《2010年度“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现从本期开始连续刊登《2012年度“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以期引起社会的持续关注。

 

2010年,处于“连环跳”阴影中的富士康,非但没有如其所言有可能关闭国内工厂向外转移,反而加快了其向内地扩张的步伐。20107月,成都富士康项目开工建设,两个多月后的10月份,首个生产性项目投产;20109月,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开工建设,2011年底已有员工逾10万人;2010年底,重庆富士康投产,翌年上半年用工规模已达3万人。

富士康在内地的急速扩张,既是为满足其生产扩大之需,亦是降低生产成本之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富士康这样的巨无霸型企业落地所带来的巨额投资、GDP增长和就业规模,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GDP至上的发展模式下,招商引资成为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主要发展路径,在此背景下,亲资本的政策导向也就成为发展的题中之义,这种亲资本的导向不仅体现在土地、厂房、税收、海关等方面的优惠上,在制造型企业用工荒的背景下,亦体现在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为富士康招募工人上。

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充足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是富士康成功的关键。调研组在重庆、成都的富士康厂区看到,尽管厂区内还噪声轰鸣、施工机械往来穿梭,但成批的年轻工人已经被一车车地送到厂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属于政府代招,或者由各市、县的职业学校组织进厂。由于生产线尚未完全投产,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完成入职程序后被送往昆山、深圳的老厂区,或者在长时间的军训、打扫卫生等无聊的工作中来打发时光。

为了能够吸引富士康到本地落户,地方政府不惜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为富士康提供招工服务。在河南,省政府将富士康的用工需求作为招工指标层层分解,下达给各级政府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并且在财政上给予大量补贴。20109月,河南省政府下发题为《河南省扶贫办关于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我省贫困地区招聘培训员工工作的通知》的文件,以扶贫的名义将为富士康招工的任务下达给各地方政府,该文件显示当年的910两个月内为富士康完成招工人数2万人,招募对象主要为职业学校在校的实习生以及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为了招工任务,该文件还规定了招工的奖励措施,其中职业介绍补贴为每人200元发放给职业介绍机构,就业人员每人给予600元生活补贴,同时省政府还对于组织到富士康工作和实习的单位给予奖励,仅前两项补贴合计就高达1600万元。

以河南内黄县为例。上级下发给该县的招工任务是1000人,在《内黄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我县招聘培训员工工作的通知》的文件中,该县提出要将“在我县招聘培训员工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成立了“内黄县富士康科技集团招聘员工工作协调小组”,常务副县长亲自任组长,其组成人员涵盖了人社局、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农业局、民政局、交通局、广电局、公路局、卫生局、扶贫办等部门,可谓是“全民总动员”,从宣布、组织、招募、培训、体检到社保、运输,提供“一条龙服务”,甚至连交通运输部门都被要求保障富士康员工运输车辆畅通无阻。该文件明确规定,“实习学员实习期不低于三个月,三个月后向相关培训机构发放培训补贴”,明文规定将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纳入到富士康的劳动力供应之中。

同样的做法并非特例,而已成为地方政府的惯例,比如在新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富士康科技集团在豫招聘培训员工新乡招聘工作的通知》中亦将职业学校纳入到重点的招聘渠道中,并明文规定“每日加班不超过3小时,每周至少休息1天”,与国家关于实习生“每天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不得加班、不得从事夜班劳动”的规定明显相违背。

在南宁富士康,同样的招工战也在上演。在一份20111230《隆安县进一步做好富士康科技集团劳动用工服务工作方案》的文件中,我们看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为了“帮助富士康南宁项目缓解劳动用工紧张的问题”,该县成立了副县长牵头,包括人社局、宣传部、教育局、经信局、财政局、总工会、团委、妇联、各乡镇政府组成的“隆安县促进富士康南宁项目劳动用工项目劳动用工工作领导小组”。为完成上级所分配420人的招工任务,该县将重点放在“校企合作”上,要求“引导学校积极开展短期培训,及早制定招生、培训计划,与企业对接”,并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9月份学校开学期间,组织学生到企业实习就业,”并指定隆安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责任单位。

在重庆、成都等富士康新建厂区,调研组也都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地方政府以促进就业、实习、扶贫等名义,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其目的不过是配合招商引资,为富士康的投资落户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应。这种政府直接出面大张旗鼓的招工行为,造成了三方面的严重后果。

其一,公共资源被滥用,为一家企业服务,不仅损害了纳税人的权利,也不利于用人单位之间的公平竞争。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公共资源,本应用于向全体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招工本应为企业之责,地方政府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招工服务。然而从上述的调查案例中可以发现,这些原本属于富士康企业的责任和投入,如今在招商引资的压力之下被转嫁到了地方政府和纳税人的头上。仅上述河南省2万人招工计划一项,政府直接的财政补贴就达1600万元,还不包括人力成本等方面的投入;不难想象,要满足富士康在该地高达十数万人的用工需求,地方政府为此投入的公共资源还远不止于此,这实际上是在用纳税人的钱为富士康这家资本巨头赚取利润服务,资本与权力的结盟,无过于此。

其二,政府将企业招工这一经济行为政治化,助推了职业学校的商品化,使之沦为富士康等代工企业的职业中介。在用工荒的背景下,无论是富士康还是地方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职业学校,因为那里有数量可观、年轻廉价的学生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职业学校隶属于政府教育行政系统,更加有利于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招工指标下达至学校并要求其完成。对于职业学校来说,他们一方面通过向富士康输送学生工而获得不菲的财政补贴和奖励,同时也完成了就业指标、兑现了就业承诺。而作为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则基本上必须服从学校的安排,因为他们是以“实习”的名义被送进工厂的,而实习则是教学内容的法定组成部分,尽管这里所谓的实习与他们所学专业经常毫无关系,也无益于他们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于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职业学校更加彻底地沦为富士康们的劳动中介机构,职业技能的提升则无从谈起。

其三,政府的强力推动,阻碍了劳动者权益的提升。按照经济规律,劳动力供应紧张,会导致工资的上涨,对于普通工人来说,这本是收入提高、待遇改善的良好契机。然而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这一进程的发生,尤其是大量的学生工强制性、制度化地被安排到富士康的生产体系中,大大降低了其用工成本,缓解了用工荒的压力,进而丧失了通过提高工作待遇吸引劳动力的动力。纳税人的税款和本属工人的收入,就这样被制度性地用来为资本逐利服务。

不仅如此,在重庆、成都和郑州的调研发现,富士康的迅猛扩张还造成了征地带来的严重问题。在重庆,由征地拆迁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补偿等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在成都,本来是给被征地农民建设的安置房却被临时征用作为富士康的员工宿舍;在郑州的航空港区,征地农民由于补偿问题屡次与有关部门发生纠纷;在湖南衡阳,当地政府更是开出包括零地价、代建厂房、提供住房、税收返还一半在内的优惠政策吸引富士康落户,可谓不惜血本、不计代价。

有地方政府开出如此的优惠条件,富士康当然乐享其成,其扩张成本可谓是极其低廉。而廉价的学生工、失地农民和纳税人,则成为公共权力助推下资本扩张的牺牲品。

2012年11月04日

富士康扩张过程中的权力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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