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凌越
2014年4月22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题为《C区环卫工要求涨薪千元，C区环卫处称在等方案审批》的报道，报道称“环卫工在现场提出自己的诉求：在现有工资基础上，上涨工资约1000元；

温妮
2010年以来，我国集体劳动争议呈现出矛盾突出的情况，政府工会和企业在制度和应对策略上随之发生了变化，标志着中国的劳动关系正经历着由个别化向集体化的转变。从国际方面来看，自2008年全球性

政府、公司、环卫工人必须开启三方集体协商过程，环卫工人必须能代表自己的声音，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弱者胜利”并最终摆脱“弱者”身份。

广州是环卫行业体制改革较早的城市之一，如今，这种将市政环卫清洁工作外包给市场化企业的做法已经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推行。

在2011年到2013年对位于珠三角一家国有重型企业的调查中发现，一种“入厂包工”的生产模式被用于生产中，包工队被引入了机械制造车间.

赶货现象在珠三角地区已经存在多年，每年春节过后，媒体都会对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工短缺现象进行大量报道

客观地说，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劳工政治（工人运动）发展总体上处于一个进步的走势，我知道这个冰冷的判断遮掩了许许多多正发生在工人身上的苦难......

今天的职业教育一味地强调职业教育的市场性和技能性，而忽略了合作团结精神的提倡，以及对学生独立人格的尊重。

富士康工人同时承受着生产政体和企业文化两种力量的挤压，这是造成“劳工危机”的根源所在。

2010年5月发生的两个事件是促使转型视野下的劳工研究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加以特别关注的契机。一个事件是南海本田工厂新生代农民工组织的大罢工，另一个事件则是著名的“富士康事件”